清朝的文字狱主要是针对汉人的，并不针对满洲人，更加不是针对自家的家奴——包衣！清朝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文字狱，说白了就是因为满洲统治阶层对汉人的天然不信任。当年多尔衮带着八旗“十万大军”入主中原后，因为地域广阔，满洲人根本无法进驻每一个角落，所以多尔衮只得采取以汉治汉的策略，满洲人只控制中央政权和地方重要职位，大量明王朝的旧官僚被保留，众多明王朝的科场士子被承认资格、用以充实官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使得汉文化的影响力在清初并没有被消除，甚至明王朝的影响力也在一定范围内事实存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别有用心的、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便有些耐不住寂寞了，开始以各种方式含沙射影地攻击清王朝及满洲统治阶层。出于对汉人的天然不信任，满洲统治阶层掀起了大规模地文字狱，原本只是针对一些含沙射影攻击清王朝、满洲统治阶层的文人。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被无限扩大化了，以至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诗句都被上纲上线到了“谋逆”的层面，一场腥风血雨蔓延全国！但是，这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汉人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波及满、蒙、汉军八旗，这其中也包括八旗的家奴包衣。也就是说，作为上三旗包衣的曹氏家族不属于文字狱针对的目标！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帝乳母孙氏的儿子，和康熙帝是吃同一口奶长大的，关系非同一般。康熙帝南巡途中驾临曹府时，曹寅与母亲孙氏出门迎接，孙氏正准备跪拜时被康熙帝一把拦下并毫不避讳地对周围的人说：“此吾家老人也！”此话何意？“这是我的奶妈，是我家的长辈，不用给我下跪！”可见，在康熙帝心中早已把曹氏家族当成了“自家人”，而不是单纯的“家奴”。
曹寅也因为这层关系大受康熙帝重用，十六岁便在康熙帝身边担任了侍卫，后来又出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官职。江宁织造虽然只是内务府下属的派出人员，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地方厅局级垂直单位领导，级别并不算高。但是，曹寅却拥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可以直接向康熙帝上书奏事，而且还可以与康熙帝进行私人书信往来。
从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史料来看，曹寅给康熙帝的上书以及与康熙帝的私人书信往来涉及到方方面面，哪哪有什么新鲜事儿、哪家饭馆出了一品新菜……这样的小事都可以说，就更别说是驻地官员的一些不法行为了！换言之，曹寅就是康熙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因此，曹寅虽然位不高，权却很重。即便是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这样的地方高官，恐怕也不敢轻易得罪他。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康熙帝去世之后，雍正帝即位。他对曹寅或许因为康熙帝的原因多少还有一些情分可言，对于曹寅的过继儿子兼继承人曹頫就另当别论了。后来曹氏家族被雍正帝抄家实际上就是被雍正帝树为了标杆、明正典刑！这等于就是在明着告诉那些亏空公款的官员：“我老爹的铁杆好基友曹寅家我都照抄不误，你们谁关系比他硬，可以试试！”但是，这仅仅是政治需要，雍正帝与曹家并没有私人恩怨。
对于曹家，雍正帝也还是留了余地的，仅仅是抄家了事，并没有赶尽杀绝。回到北京的曹家人依旧是上三旗包衣，该享受的旗人待遇一样也没有少。更何况，曹家还有铁帽子克勤郡王（平郡王福彭是曹寅的外孙、曹雪芹的姑表兄弟）这家亲戚罩着！换言之，曹雪芹在北京虽然不再是以前的“大少爷”了，但是朝廷给旗人发放的粮米还是足额的，日子过得并没有那么凄惨！因此，曹雪芹没有铤而走险谋逆的必要，作为上三旗包衣的他，也没有谋逆的理由，因为他虽然是汉姓，却不是汉人！
说到底，曹雪芹最多也只是因为生活质量不如从前而发发牢骚罢了，不会和汉人反对势力产生交集，这或许就是清王朝对曹雪芹另眼相待的原因所在。更何况，《红楼梦》虽然有影射清王朝现实之嫌，更多地却还是局限在了生活领域，并没有过多涉及政治层面的东西。即便是结局，也只是参照了曹氏家族自己的下场而已，仍然属于八旗的“内部矛盾”，并没有上升到满汉矛盾。
因此，《红楼梦》本身就属于可上纲上线也可低调处理的范围之内，有了曹雪芹的包衣旗人身份，自然也就不在上纲上线的范围之内了。而且，《红楼梦》在当时只是小范围内传播，并没有大量刊印、发行，后来还被禁过一段时期，社会影响力并不大，这或许也是曹雪芹没有身陷文字狱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