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小说创作，从体裁上来说，最兴盛的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相对而言发展得比较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现代文学时期，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还没有完全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文体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掘，作家们在短篇和长篇之间，很难把握中篇这一文体的特征和创作技术。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显然要远胜于中篇小说，现代文学作家们在这两种文体上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更多，对它们的文体特征认识也更深刻。其次，还因为时代对于文体的需要和作家们对于时代的趋附。一般而言，长篇小说以表现内容丰富，社会生活面宽阔而见长，作家们通过这一文体的创作，可以追求一种史诗的境界，实现“载道”的理想。对于以欣喜的心情走进“新中国”的广大作家们来说，他们正普遍期望通过创作的方式表达对于新政权的热爱和尊敬。同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需要史诗性的文学作品，总结自己的辉煌，歌颂自己的英雄，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一种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短篇小说则具有短平快的特点，50年代发展迅速的社会现实变革，迫切需要文学为之摇旗呐喊，迅速地反映和歌颂现实生活，同时，这时期大量的文学刊物创刊，它们都对能迅速服务于时代的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特别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得到迅猛的发展，是很自然的结果。 具体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本时期的繁荣除了表现在作品数量的庞大和创作作家的众多，更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作家和作家群体。本时期，一些在现代文学阶段即有所成就的作家在创作上有新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他们周围，往往聚集着一个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基本相似的作家群体。虽然还不能说这些群体已经构成了完全的流派创作，但互有差异的创作群落还是显示了小说创作的热闹。其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等，是突出的代表。在群体之外，路翎、茹志鹃、李准、王汶石、萧也牧等作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6年“百花文学”中涌现出了王蒙、陆文夫、宗璞、邓友梅等年轻作家。虽然由于政治上的限制，他们在本时期的创作时间不长，创作量也不大，但他们敢于突破禁区、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还是成为50年代的单一歌颂之风中的异彩。 其二，出现了一些在小说艺术上有一定独特追求和创作特点的作品。孙犁、路翎、李准等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进行了探索，创作出了一些艺术上较为精致的作品。如孙犁的《山地回忆》，路翎的
《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茹志鹃的
《百合花》，周立波的《盖满爹》，赵树理的《登记》，都是在当时的文学规范内努力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艺术个性的作品。此外，王蒙、陆文夫、宗璞等年轻作家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
《小巷深处》、《红豆》等作品，也表现出新的艺术活力。在50年代，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最为集中的是1957年
《文艺报》举行的短篇小说艺术问题讨论专栏。在上面，老作家茅盾发表了《杂谈短篇小说》等系列文章，端木蕻良、蹇先艾等老短篇小说作家，孙犁、马烽、峻青等正处盛年的作家，都发表了有关短篇小说的创作谈。俞林、魏金枝、侯金镜、邵荃麟、巴人等文艺理论家都撰写了有关理论和批评文章，参入到讨论中。不久，茅盾还出版了《夜读偶记》《一九六0年短篇小说漫评》《谈短篇小说创作》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批评和理论著作。 作家和理论家们表述的观点虽然各有歧异，价值也有高下之分，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对短篇小说的艺术表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这一文体创作的具体技术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茅盾等老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的强调，更涉及到了短篇小说的深层美学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小说创作过分的通俗化和故事化倾向，进行了一定的纠偏和补充。此外，茅盾、何其芳等对茹志鹃《百合花》等受到时代政治非难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的肯定和支持，既维护和推动了作家的创作，又促进了短篇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开拓。比较短篇小说，这时期中篇小说创作要大为逊色。只有孙犁、杜鹏程等作家在这一领域创作较多。比较著名的中篇小说作品有，陈登科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的《活人塘》，孙犁反映农村道德生活变异的
《铁木前传》，王汶石反映现实农村变革的《黑凤》，陆柱国反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生活的《风雪东线》，以及杜鹏程反映工业生活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其中孙犁的《铁木前传》可代表这时期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总体而言，这时期文学界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上还不强，作家和理论界对于中篇小说艺术技巧、文体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够充分。这些都影响了中篇小说艺术上的发展，也限制了本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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