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广场协议，在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维持多年的1
美圆对360
日圆的外汇兑换率出现浮动。为了避免日圆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联手抛售日圆收购美圆，造成巨额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之中，形成连续两年的资金过剩流动性累积。再加上1972年8月，田中角荣在就任首相前后宣布列岛改造计划，把每年经济增长率高估到10%。这就无意之间在物价、地价机制中种下了酝酿泡沫的病根。
接着在1973年后期爆发了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猛涨四倍，这对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日本经济打击极大，一时出现负增长（-1%--2%）以及高
通货膨胀率（26%）的危局。受石油涨价影响的企业只好采取解雇工人的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而无法向产品价格转嫁压力的企业则纷纷倒闭，其结果在1974年出现了破产失业的高潮，劳资纠纷因此激化。当年度日本全国出现的罢工事件达一万数千件，参加人数多至一千四百余万人。为了维护经济基础和社会安定，经过交涉协调，企业、工会以及政府在1975年达成妥协性解决的协议：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劳动报酬，政府则通过大量发行赤字国债、建立就业资助制度、投入政府资金等方式来提供雇佣后援。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日本逐渐形成了财界、工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
自民党议员集团共同组成的利益协调机制，这就是所谓的1975年体制"。正是这种准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妨碍了对泡沫破灭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一步采取大规模扩张财政的政策，以便刺激经济景气。到1982年，日本发行的国债占GDP的35%。与此同时，为了提高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1975年体制"也得到加强和改进。不仅以政府保护产业为宗旨的"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1978年生效）得到进一步贯彻，而且还通过了"特定产业结构改造临时措施法"（1983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组织出现了"终身雇佣制"、"年功薪金制"以及"企业内部工会"等三种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政治和社会系统也形成了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各种节能高效的机制。其结果制造业和贸易业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在石油价格猛涨和日圆升值的不利条件下，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倒日益增强，并且在
发达国家中最先摆脱世界性滞胀和
经济危机的阴影。
由于国际竞争力的强化，日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美国一直为通货膨胀所困扰，不得不采取严格紧缩银根的政策，导致银行高利率和美圆升值（日圆相对贬值），不利于美国企业出口创汇，于是形成了日本民间和政府积累了大规模的收支顺差、美国民间和政府都赤字累累的局面，日美经济摩擦日益激化。根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统计数据，1983年美国对日
贸易赤字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圆大关，高达216.65亿美圆，1984年又飚升到368亿美圆，而同年美国
贸易逆差则达到创记录的1233亿美圆。为了改变贸易不均衡的状态，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日本增加进口、扩大内需、缓和行政限制措施
面临咄咄逼人的国际压力，当时的中曾根内阁只好大张旗鼓地缓和对房地产的限制、积极投资兴建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在不动产开发等
土木工程中引进民间竞争机制、提出迁都设想等等，并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对不动产投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修改证券交易法、放宽企业上市资格标准等举措把民间资金吸引到股票交易市场。这一系列动作导致日本的地价和股价从1984年左右开始上升。特别是日本银行在放贷时片面强调土地担保这一前提条件，而地价暴涨又使得银行贷款抵押物被过高估价，土地担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预防风险的作用。这是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化的直接原因，是泡沫现象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起点。
从1985年初开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对外汇市场的各种限制措施。到这一年9月22日，发达国家五国财政部长会议在纽约达成通过协调行动促使美圆贬值的
广场协定，仅过两天日本中央银行就大举抛售美圆、收购日圆，导致日圆汇兑行情出现空前的涨幅。特别是10月24日日本中央银行进行短期利息走高诱导之后，日圆升值倾向终于变得不可逆转。从1985年9月到86年8月美圆兑换日圆的比值从1：240下滑到1：152。特别是在1986年7月提议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正式名称为"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12）送交首相之后，日圆更是急剧升值。与此同时，日本中央银行放松银根，不断施行低利息政策，连续五次调低法定
贴现率使之从5%下降到当时的历史最低点2.5%。这是
泡沫经济的另一个起点。
在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
央行再三采取低息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市场，政府的制度性举措以及鼓励"能挣会花"、"以钱生钱"的大众传媒又为人们利用这些资金购买资产（特别是不动产和股票）提供了充分的诱因和中介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促使地价和股价不断飚升。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税收制度提供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群众对不动产投资，而担保制度则为银行贷款大开方面之门，这两项制度之间共振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泡沫化。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出现长期萧条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9年末到1991年夏。尽管在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连续三次提高法定贴现率，大藏省也开始限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不动产业和土木建设行业放贷，但仍然不能控制泡沫的膨胀。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升到顶峰，然后急剧下滑。1990年，日圆、债券、股票同时贬值，泡沫开始破灭，败象毕显。另外，股价和地价的下降导致信贷担保物的贬值，金融机构为避免债权损失而迫切要求债务人企业尽快偿还借款或追加担保，这就迫使有关企业转让自己保持的股票和不动产，结果大大助长了出让股票和土地的风潮，导致股价和地价的进一步下降。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时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经济的挫折很快就会得到克服。
第二阶段是1991年夏到1996年春。日本采取扩张财政的政策，央行在1991年7月降低法定贴现率，大藏省停止对资金流向的总量限制。从1992年3月到1995年9月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先后7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紧急对策或综合性对策，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0兆日圆，其中货真价实的附加性支出占一半。1993年有关部门曾经一度宣告走出谷底，1995年和96年日本景气也确实略有回升。但是，在日圆升值到1美圆兑80日圆的汇率压力下，日本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扩大财政、放松银根的政策，结果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泡沫后遗症恶化的事态。
第三阶段是1996年4月到98年8月。日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之中，开始对各种制度乃至整个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在金融方面决定采取"大爆炸"的举措，在财政方面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在经济管理方面推行大幅度松绑的自由化路线，并把通过增税的方式重构财政作为最优先的课题。
第四阶段是1998年8月到2001年4月。为了刺激景气不惜施行极端的财政缓和政策，连续两年追加公共投资，并推迟结构性改革以及金融机关呆帐和不良资产的处理。然而，在1998年末以拓殖银行和
北海道银行合并方案遭到拒绝为标志，金融亏损的处理不再规避破产程序，从此1975年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第五阶段是2001年4月到现在，小泉内阁提出"改革无禁区"的口号，试图强制性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硬着陆"，但收效甚微，并开始遭到强烈反弹。小泉内阁在2002年10月发表的"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的策略以及综合性滞胀对策"只是对银行和自民党主流派的抵制进行让步和妥协之后形成的一个怪胎，致使那些期待改革的人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日本似乎也开始摸索在重新军备化（改宪、海外派兵以及寻找经济新动力）、外交（价值同盟的建构）以及区域经济（东亚共同体的设计）方面寻找出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