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6-10
1.百家争鸣
一般认为三家分晋是春秋开始,“礼坏乐崩”,周公的封建制度名存实亡,周天子形同虚设。各自为政的城邦出现,诸侯既然不受制于周天子,只要足够强大,就肆意攻击掠夺弱小的诸侯国,天下大乱。于是读书人的阶层“士”——即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想给社会找到出路,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怎么了,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儒家认为祸根是“礼坏乐崩”,即就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了,人心乱,天下乱,主张恢复礼乐制度;道家认为祸根是瞎折腾,即人为干预太多,主张无为而治;墨家人为这个世界缺少爱,主张“兼爱”、“非攻”;法家认为人性恶,须严刑酷法威慑百姓。结果就是造就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多元化。比如中国人以儒家安身立命,以道家安时处顺,又崇尚墨家的侠义精神,同时用法家精神治理国家...先秦诸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东方有老子、孔子、佛陀、希伯来的先知,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是后世再也无法企及的,我们能做的,只能一次次地回味,学习,阐述。
2.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一系列的统一工作,如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在政权形式上也大改旧制,废除始于周公的“封建制”,施行郡县制。秦始皇重用法家之术治国,如韩非、李斯都对秦始皇影响颇大。当时法家主张改制,而儒生是守旧派,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引起法家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更有李斯进言攻击儒生:“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为了统一思想,推进改革,秦始皇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 顺便说一句,《易经》因为是占卜的书,得以留存。
3.文景之治
秦末几经战乱,直到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之治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这两位都是学道家的“不折腾”。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到汉武帝时,统治者迫切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上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基础适应统治要求。这时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学说大大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诸子百家的思想活跃时代一去不返了。
5.总价:天下大乱,造就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不好管理,所以要统一声音,统一思想,于是有了焚书坑儒。我认为焚书坑儒是历代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打击反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是劳动人民的喉舌,捂住读书人的嘴,即使闷棍乱砸了,不会闹出大动静。因为读书明理,就开始考虑统治者的政权合理性和政策可行性,这是独裁者所不允许的。文景之治是为了暂时缓和人民压力,更好恢复生产,真是聪明之举,等老百姓有钱了我再紧上套。“独尊儒术”其实推行的“儒术”是赝品,是阉割版加杂交版的“儒家思想”,目的就是为了统治善良的老百姓。在政治史上,指鹿为马的事都发生过,何况这是董仲舒亲自炮制的高仿版的“儒术”?总之政治这东西,一句话:水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