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片者十之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清王朝犹如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待着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和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强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意识到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岸，开辟经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度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事实层出而不穷。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张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05 重税盘剥既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增加苦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
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渐地，并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要求变法维新人物，亦因光绪皇帝的宠幸而从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内”的改良派官员。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下，光绪遂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决意维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满族贵族的特权；在言论上准许办报办刊和上书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在实业发展上设立农工商局以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及发明创造，发展铁路与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在军事上，统一制度，裁撤绿营，力行保甲，改练洋操，使用洋枪，训练海陆军；在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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