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司谏书 《与高司谏书》宋代欧阳修的作品,《与高司谏书》一文,作者通过层层铺排对比,直接戳穿高司谏虚伪、谄媚的面皮,言辞激烈而理据充足,是书信体议论文的典范作品。 作品名称:与高司谏书 创作年代:宋代 作者:欧阳修 作品体裁:议论文 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1] 编辑本段作品译文 欧阳修叩头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 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1] 编辑本段创作背景 这封信写于1037年,欧阳修时年三十岁。当时,宰相吕夷简在位日久,政事积弊甚多,又任人唯亲。为此,范仲淹多次上书,主张选贤任能,指斥吕夷简,因而得罪宋仁宗和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府。当时朝臣纷纷论救,而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反而在友人家诋毁范仲淹。欧阳修怒不可遏,便写了这封信痛斥高若讷。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奏仁宗,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2]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与高司谏书》一文,作者通过层层铺排对比,直接戳穿高司谏虚伪、谄媚的面皮,言辞激烈而理据充足,是书信体议论文的典范作品。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欧阳修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欧阳修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欧阳修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岂可不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不可谓不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之犀利,语锋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层层蓄势,反话正说,笔触激荡,大有针砭肌骨的锋利。 二、对比叙事,戳其贼貌。与其说欧阳修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欧阳修在心底潜隐着“猩猩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更令人激愤不平。欧阳修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卑鄙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欧文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历历分明。作者在文中活画出高司谏媚骨十足、颠倒黑白的丑态和贼貌。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欧阳修绵长深厚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出奇崛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具,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欧阳修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极尽论说家义理、考据风范,让对方无可遁形,真相毕露。 这篇文章采用层层说理的论证方法,先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叙事,虚写高司谏正直秉性,却以实写来揭穿其虚伪本性,前后文顿显跌宕之姿,行文灵活多变;后以横向对比凸显范文正与高司谏人格的高下,比较中杂有浓浓的批判精神;最后层层剥茧,依情循理,对高司谏的丑陋与卑劣行径予以痛击,从而使说理呈现出睿智锋利的光芒,真正收到了有的放矢、针针见血的论证效果。从语言风格上讲,欧阳修褒贬分明,直言不讳,把他的喜怒爱憎情感毫无遮拦地加以表述,情愤激越,体现了一代文豪不存芥蒂的畅达胸怀和硬朗豪迈的气节风骨。[3]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在政治上负有盛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公元1030年(宋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因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被贬滁州,又被贬扬州、颍州、开封府。后来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又出任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位,在颍州(今属安徽阜阳)去世,谥号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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