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冈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就有这一段；戏曲电影，也都这样表演，这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但是仔细考虑一下，武松从沧州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是根本不可能来到阳谷县景阳冈的。这里有一个天大的漏洞！ (武松)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 请大家查看前两页的那张“武松回家路线图”。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是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的。沧州和清河县都在大运河的岸边，两地相距不过三百里左右，只要沿着运河往南走，经泊头、东光、吴桥、德州、故城、武城，像武松这样的年轻小伙子，身强力壮，腿脚利索，快则两天，慢则三天，一准儿就到清河县了。所以他“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的应该是清河县地面，怎么可能来到阳谷县地面？ 阳谷县在哪儿？在清河县的南面二三百里，中间还隔着一个聊城呢！武松就是一路上喝酒，喝了个酩酊大醉，不辨东西南北，走错了路，也不至于走过了自己家门口，又再往南走三百里呀！像武松这样的聪明人，总不可能发生这样弱智的错误吧？这就好比你要从北京到济南，却跑到了南京去一样，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硬伤？原因就在于《水浒传》这部书，并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施耐庵根据民间已经存在的戏曲故事和说唱文学进行编辑整理串联而成的。所以施耐庵做的是“编写”工作，而不是创作者。换句话说，很可能是先有《武松打虎》，后有《水浒传》。早在南宋时代的戏曲或说唱话本，作者们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已经把武松打虎的地点固定在景阳冈了。到了元朝，一二百年来，这一说法，已经成了定论。施耐庵要把武松打虎这个故事编进《水浒传》中去，景阳冈这个地名可就无法更改了。难的是把这个故事安插在什么时间好呢？按照故事的发展，武松在景阳冈打虎以后，就在阳谷县当都头，遇见哥哥，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发配孟州，在十字坡打黑店，帮施恩收拾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洗都监府之后，夜走蜈蚣岭，智取二龙山，直到以后上梁山入伙儿，武松故事的一条主线非常清晰，这中间，除了武松在白虎山被孔明、孔亮抓住，宋江出来解围，就没有机会可以让武松和宋江见面了。而白虎山解围的前提，是必须让宋江认识武松。于是，施耐庵为了让武松在到白虎山之前就认识宋江，只好安排他在沧州柴进的庄上和宋江见了面。按说武松见了闻名已久的宋江，两人相见恨晚，十分投机，宋江对他又非常友好，就应该多住几天多向宋江请教才是，偏偏只“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就“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了。武松和宋江的初次见面，在《水浒传》中只有寥寥几百个字，分明是施耐庵的生拉硬拽，把武松拉到沧州去的，这中间没有武松跟宋江和柴进的戏曲或评书故事可以编进去，所以就匆匆一笔带过了。 古代没有现成的地图出售，甲地到乙地有多远，在哪个方向，都只能根据“老出门”的人口述介绍，无法“认证”。《水浒》故事，本来就是三分真，七分假，甚至只是一分真，九分假，许多情节都是坊间说书人随口编出来的。这些说书人文化水平不太高，大都缺少地理知识，于是只能信口雌黄，胡说一起。第一个讲武松打虎的人，很可能以为阳谷县就在清河县的北面，从沧州到清河，是要经 过阳谷县的！施耐庵是个南方人(刻本上题作“钱塘施耐庵”，实际上他并不是杭州人)，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到过山东、河北，而手头又没有地图可以参考。因此，关于北方的一切，诸如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等，不是道听途说，就是凭空想象，写进书中，于是“谬种流传”了。——像诸如此类的地理错误，《水浒传》中还有许多，后文都将一一细说。 造成这种硬伤的原因，当然是施耐庵的疏漏。其实，早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就有王存等人编辑出版的、专讲各府州县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之间距离的书《元丰九域志》。此书不但是当年“朝廷考定官吏俸给、赋役和刑法的依据”，而且各府州县的公人出差，都要以此书作为根据计算里程和出差费用，因此此书印数巨大，至少各府州县的衙门里都有一本或几本。施耐庵考中进士以后，在杭州当了两年官，因为不满蒙古人的欺压，才愤而辞官不做，此后的三十多年，都在惨淡经营《水浒传》这部巨著。他即便买不起这部参考书，但也应该知道有这部书，完全有可能借来查阅，或把山东、河北、河南等与《水浒传》有关的府州县名称及距离抄一份下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如果施耐庵知道阳谷县在清河县的东南面，要让武松到阳谷县去，就很方便了：只要说武松到了清河县以后，得知哥哥已经迁到阳谷县居住，当即就转道到阳谷县去找他。这样，路过景阳冈，打死了老虎，就不会犯“路线错误”这样的硬伤了。打虎之后，阳谷县知县留他当都头，他第二天上街寻找哥哥，正好在街上碰见哥哥挑着担子卖炊饼，从此兄弟相逢，故事也就编圆了。——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施耐庵这个编辑，还不是太老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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