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 历史 初一下 第6课 对外友好往来

试述隋唐时期对外友好往来的史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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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随即,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孙思邈的《千金方》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九执历》。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九执历》。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秦王破阵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如717年一次共557人。733年的一次共594人。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鉴真并不灰心。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新罗使节和留学生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互遣使节,不断从陆海两路往来。“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的送出使新罗使节的诗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开元年间,一次就曾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至216人。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从821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意为外籍进士)的共58人。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崔致远

崔致远(857—?),字孤云、海云。新罗学者和诗人。少年时曾到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回国后,崔致远曾任侍读兼翰林学士,晚年因对朝政不满而隐居。他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促进了新罗的学术和文学的发展。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

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

唐朝同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很繁盛,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馆,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是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的首位。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61.3厘米,宽191.5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2.46厘米,重3.6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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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3-08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三个时期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教材里对此有重点叙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上述情况在教材里都有介绍。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三个特点:第一,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时期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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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时期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代,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第二,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当然,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在教材上没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四条渠道

在古代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四条渠道进行的:

第一条渠道是贸易,这又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著名的丝绸之路以民间贸易为主。第二条渠道是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佛教徒和传教士来实现的。第四条渠道是战争,战争在客观上也曾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当然,第四条渠道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国与邻国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例如,我国古代曾与日本发生过几次战争。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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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与新罗军队联合打败支援百济的日本军队。元世祖曾两次派军队进攻日本,但遭到了失败。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击败。明神宗时,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共同打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在历史上,相邻国家之间绝对没有出现争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见到的历史现象,这也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但应该认识到,各国统治阶级挑起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国和外国间的影响是互相的。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来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外界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在整个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上升时期,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的四大发明对全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种植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烟叶、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另外,像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受印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著名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说,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国人民共同学习、互相促进中不断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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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越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对外交流就越频繁,而频繁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给我们以启示: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

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促进了日本的进步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参照了中国唐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在医学上,日本也吸收中国中医学的医疗技术,逐渐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国汉字的简化笔画或是汉字的偏旁、冠盖作为音符,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这种善于学习又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个事例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个国宝如果落后,只要虚心地有选择地向他人的长处学习,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就能够迅速地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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