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11-24
八旗子弟
清代八旗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八旗创立以来，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活跃了三百多年。他们辉煌过、成功过、也衰落过。但是，在三百多年间，中国的白山黑水、辽沈大地、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山南北、西南边陲、闵粤海疆、宝岛台湾都曾留下他们奋斗的足迹，名垂青史，功在史册。他们绝不单单是后来被人们所称的“纨绔子弟”。八旗子弟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朝鲜族及一些维吾尔、俄罗斯族人等。
三百多年间，八旗子弟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辽阔的中国版图许多是由八旗子弟开拓的。清代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当时的疆域，东自台湾及所属的钓鱼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光荣”，祖辈的“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玩票〕指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的印象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人物去当什么“参领”“佐领”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写作蒙冲，古代战船。这里借指军舰。时，扬言“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颟顸〔颟顸（mānhān）〕糊涂且马虎。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后来的“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统关系，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将领，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在这方面，西方的资产阶级，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显得稍有见地一些。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染色体”过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对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高衙内”“鲁斋郎〔鲁斋郎〕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一个“高衙内”式人物。”（按：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了。周恩来同志告诫“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比“干部子女”还要广一些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电影:
导演：
李翰祥 Han Hsiang Li
主演：
陈道明 Chen Daoming
更多外文片名：
Snuff Bottle
上映日期：1988年9月11日 加拿大
剧情梗概：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老艺人聂师傅，为了不给日本人制造鼻烟壶，而自残手臂。影片通过描写聂师傅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八旗子弟没落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