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自汉末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可以说为中国学术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
也可以说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经过一段相当长久的纷争。但佛教在中国史上,白始自终,没有直接影响到政治的作用,在隋唐之间,只有为争取学术地位的师道尊严,经过几次辩论,结果被历代帝王政权所承认,对于出家僧众,在宗教地位上,始终以师道相待,彼等对帝王,可以长揖问讯而不跪拜,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初期佛教,人才辈出,尤其在隋唐五代宋之间,历代高僧,都是学识淹贯,渊深通达之士,盛唐之间,有几次以考试佛学经论,选拔出家僧众,史称“某某和尚,以试经得度”,便是这个制度,所以出家僧众,素质也比较优良。但在唐玄宗时代,政府也曾用鬻买“度牒”(出家僧众的凭证)来充实财政经费,等于清末科举功名的捐官或捐监。
总之,佛教在中国政治史上,因高僧大德们的注重教化,从不干预政治,所以向来都被优容尊敬,任从民间自由信仰。虽然在佛教史上,曾经在南北朝与唐代,发生过“三武一宗之难”,仔细研究历史,平心而论,也不全属帝王的政治见解,或为纯粹的宗教斗争,而当时佛教徒本身,实在也有许多问题。
例如,唐代名儒韩愈的辟佛,详细研究史实,和他流传文章的思想,与其说他有严格排除佛教的观念,毋宁说是因佛教徒的作风,引起他的反感。当然政治主张的措施,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
不过他曾与佛教名僧如大颠禅师等,作方外好友,这也是事实。可见论事论人,极难轻下断语,不可遽从成见。
倒是宋徽宗一度排佛,的确完全是受了道教的影响。此外,佛教在中国史上,一直与儒道两家,互相消长,此起彼落,形成中国文化思想儒释道三家的巨流。
至于佛学思想,尤其是禅宗风格,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大,而且功多于过,美不胜收。例如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图绘及雕塑,乃至如中国人的生活艺术,食衣住行,已经到处都充满着禅佛的余韵,甚至影响日本更大。
略举学术和文学方而的贡献来说,自曹魏时代,曹子建因听梵音,自制“渔山梵唱”,便为中国音韵学与音乐,别开生面。鸠摩罗什师弟创建佛教文学的风格,南北朝间因翻译佛经,高僧们发明韵声的反切,为中国音韵学的滥觞,千余年来一直沿用不衰,再变而有现在注音符号的出现。
梁朝沈约所整理的声韵学,刘勰对批评文学的伟大贡献而有《文心雕龙》的著述,都是渊源于佛教的熏陶。陆羽的《茶经》,唐代一行大师的阴阳术数,宋代程明道太极图的发现,都与佛教有莫大因缘。
少林寺的武术辅助唐太宗平定灭下,元朝耶律楚材对医学的贡献,刘秉忠的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杀,明代姚广孝劝阻永乐的暴戾,这些都是历史俱在的一般贡献。有关艺术的贡献,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云冈石窟、敦煌壁画等,都是举世皆知的事迹。
总之,佛教因历代高僧大德学养的优越,使佛学思想影响中国学术与文学颇多,试看历代文人学者的专集,不与佛教高僧有关系,不渗杂少数佛学的思想的,可以说是极其少数的事。且如清代女诗人蔡季玉所作:“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的名句,它正透露了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之所蕲致,最高思想的归趋,和最后人生的境界,也自充满着禅佛的余韵。
这是具有权威性的代表意义的。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撰稿人有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等,分别叙述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几个时期佛教历史。本书首先论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流行的宗教迷信和方术,从佛教入华起,置之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附属地位,探究佛教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中国文化从依附而融合、滋长、盛大、停滞和衰微的发展演变过程。各卷后面分别附有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译经目录、历代佛教经录所载译经卷数、中国佛教大事年表、印度佛教哲学、索引等资料,第二卷并有十六国简表等四幅插图。
推荐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11月、1988年5月版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陈垣撰。撰者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使用丰富史料对书名、略名、异名、作者简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内容体制等问题,旁征博引,加以分析,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对研究佛教史和其他历史典籍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推荐版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
您好释迦牟尼佛,即如来佛祖,约前624-前544,一说前564-前484,原名悉达多·乔达摩,(巴利文:Siddhattha Gotama;梵文: Siddhārtha Gautama),意为“一切义成就者”,佛教创始人。
成佛后被称为释迦牟尼,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民间信徒称呼他为佛祖。
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太子,是释迦族人,属刹帝利种姓。父为净饭王,母为摩耶夫人。
菩萨是巴利文 Bodhisatto 的音译“菩提萨埵(拼音:duǒ)”的简称, 梵文是 Bodhisattva, “菩提”汉译是“觉悟”,“萨埵”汉译是“众生” 或 “有情”(一切有感情的众生),全译是“觉有情”,它包括自觉和觉他两层意思,就是说,菩萨既是已经“觉悟的众生”,又是以觉悟他人为己任的有情。除了一般菩萨外,还有像观音、地藏、文殊、普贤一类的”大菩萨“ ,梵文是 Mahāsattva,中文译音是摩诃萨,又意译为“大士、圣士、开士”等名称。
十八罗汉是指佛教传说中十八位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由十六罗汉加二尊者而来。他们都是历史人物,均为释迦牟尼的弟子。
十六罗汉主要流行于唐代,至唐末,开始出现十八罗汉,到宋代时,则盛行十八罗汉了。十八罗汉的出现;可能与中国文化中对十八的传统偏好有关。
3038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这是中国近代禅宗高僧虚云大师提倡的,现在的主流是说2554年)我们把释迦佛称为佛祖,世尊,佛陀。世尊成佛后,天帝遥请世尊说法,世尊讲经四十九年,然后示现圆寂。
僧人在西周时已经来过中国,汉朝时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慢慢分为五宗,南北朝时禅宗祖师达摩把禅宗传入中国,为禅宗初祖,传到六祖慧能后发扬光大,并分为禅宗也分为五宗,唐宋时期,禅宗在中国比较兴旺,元朝以后由于人们的根基没有古人的好,净土宗开始比禅宗传播得快。近代净土宗的有印光,禅宗有虚云,宣化上人等大师,。
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在佛教传人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受到空前绝后打击的,莫过于 “三武一宗”(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的教难了。
一、法难简析 “三武一宗”法难给当时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l、北魏太武帝灭法 据历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本来对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请高德沙门,共赞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当释尊像经过时,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后来,他听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
公元445年,杏城盖吴叛反而长安骚乱,太武帝亲自率兵去镇压盖吴。到达长安,在―寺中,见有沙门于寺中种麦牧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
帝为之大怒,认为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及大量财物,并发现寺内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太武帝被这些长安寺院沙门的不如法行为所激怒,崔浩从行,极力劝帝灭佛。
于是,太武帝采纳崔浩绝灭佛教的建议,断然下诏废佛,杀戮沙门,焚毁佛像经卷,并命令全国各地废佛。 紧接着,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沙门。
执政的太子晃,虽然再三反对刑戮沙门和焚毁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却以佛教为虚妄,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张。其憎恶佛教说:“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在北魏全境实行激烈的废佛运动,其废佛情况,据《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会罢道。
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继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谦之的煽动及崔浩的诬言,在光辉的中国佛教史上,划上了第一条伤痕。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法难呢?其原因是: 第一,佛教是外来宗教,是一种异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肯定会引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矛盾。 第二,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寺院经济的过分发展,侵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统治阶级要凭借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当时尼大多数不直接从事生产。
因此,出家僧尼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样使国家经济力量受到影响。
总之,佛教力量的过分膨胀给封建统治势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 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间斗争的激化也是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之一。
当时道士寇谦之通过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传道教,使太武帝逐渐信仰道教。440年,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就证明他接受了道教,后又至道坛受符篆,正式成为道教徒。
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学而为太武帝所信任,其坚决反对佛教,因此,太武帝毁佛可说是佛道斗争的结果。 不过,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则是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
这次灭佛,虽然因为太子晃的暗中庇护而减少了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却给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佛教发展。 2、北周武帝灭法 北周武帝初信佛后,因迷信识语黑衣当王,心忌沙门,信道士张宾,拟灭佛教,集沙门道士名儒於文德殿,量述三教胜劣,以定废立。
沙门道安撰二教论,谓「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帝问群臣,无有排斥非议者,遂作罢。六年后,帝又集佛道二教论辩,法师炫与道士张宾对衡,宾不服屈,帝亲自与炫辩,亦不能使炫屈服,帝遂下诏废佛道二教,悉令沙门还俗,实即灭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时绝迹。
太武帝在毁佛后不久就被侍从宗爱等人所谋杀。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兴佛教,顿时给狂热的佛教徒激起了兴佛运动。
人们亲眼目睹崔浩满门抄斩,以及太武帝的暴毙,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报应,而都有心惊胆颤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极一时。
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难,是为佛教历史上第二次法难。 北周武帝最初并不反对佛教,但为了灭齐,统一北方,建立业绩,首先要富国强兵。
于是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限佛政策。对于日趋奢华的佛教要进行整顿改革,加之还俗僧人卫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张宾等的共伺策划,终于导致灭佛活动。
当时还俗沙门上书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说明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耻佛教同“五胡”,责佛法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赞同。
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以辨优劣。至577年的10 年中,周武帝先后七次主持三教辨论,其中当然以佛道二教之辨为主。
570年,沙门甄鸾呈《笑道论》痛揭道教伪虚,《笑道论》当场被武帝烧毁。另有道安上《二教论》贬斥道教,认为“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轨辙”。
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为第一,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却憎恶僧人,说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滥用公费,而且认为佛教来自国外,不应敬奉。
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撰稿人有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等,分别叙述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几个时期佛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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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於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於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於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於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於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於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馀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馀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於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