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12-10
众所周知《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上最杰出的小说，所谓“旷代文章数阿Q”。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造形象的方法也是相当高明的，其精当的环境描绘，精彩的对话描写，深刻逼真的心理表现，冷峻峭拔、含蓄精练又饱含讽刺的语言都让人赞叹。可以说，《阿Q正传》已经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它的很多方面都是今人学习的一个典范。
但是，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也难免有黑子一样，《阿Q正传》也不是白璧无暇，在它第九章《大团圆》的最后写阿Q临刑前看到众看客的眼光的一段心理描绘，在艺术上就存在明显的硬伤。
当阿Q看到那些等着为杀人喝彩的人们，作者这样写到：“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会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看客，鲁迅是铭心刻骨、深恶痛绝的。在日本学医时看幻灯片，看到外国人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在围观，脸上现出麻木的神情，那一镜头极大的刺激了鲁迅，并在他心里定格，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茁壮，都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自己的第一要做，就在于医治他们的灵魂，从此弃医从文，为改造国民性而奋斗。对于看客内心的阴暗丑陋鲁迅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揭露和抨击，在《药》中写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时，那些看客的丑态是：三三两两聚集，又围成半圆，脖颈伸得很长，仿佛多鸭，被无形的手提着了似的；在《祝福》中作者写人们的那种生了蛆的同情是，跟着祥林嫂围观祥林嫂来一遍一遍地听她阿毛的悲惨故事；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整篇小说来揭示看客内心的阴暗；在《阿Q正传》的前文写阿Q的丑陋是，从城里回来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还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好看！”在其杂文中也有多处对这种看热闹看杀头的癖好的批判。这里鲁迅再一次用尖锐犀利的语言，穿透了看客的皮肉，活画出看客的灵魂。这样描绘的确使文章更具批判力量，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但这段描绘虽然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艺术上却是失败的，它不符合艺术的真实。一、以阿Q的精神境界，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的。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小百姓。以前且不说，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阿Q太可悲、太可怜了。可悲又可怜的阿Q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对看客产生了入木三分的认识呢？阿Q不也曾是一个看客吗？不要说阿Q，即使是能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一定认识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认识到看客内心的丑陋与阴暗呢？这段描写显然不符合阿Q思想的真实，是作者鲁迅写到这里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将笔锋一转，借阿Q的联想对看客极尽揭露与鞭挞，是作者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了阿Q的思想，这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在艺术上是失败的。二、即便阿Q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即便这种联想的内容对于阿Q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向刑场就要被枪决的人，也决不会再在内心对看客表现出那样的痛彻骨髓的憎恨。他可能会痛恨冤枉自己的所谓革命党；可能依然记恨假洋鬼子不准自己革命以至于落到今天的结局；可能怕让王胡小D辈知道了笑话；也可能自欺欺人地想，未庄谁敢犯杀头的罪，我阿Q就敢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走向死地；当然更可能什么都不想，而只是死前的恐惧。总之，无论如何，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是不会单单联想到看客怎么样的。作者这样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失真的。
也许这一切作者都知道，但写到这里，作者对看客的憎恶已经难以用理性来控制，也别讲阿Q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也别讲在此刻有没有可能去作如此联想，反正即使犯忌，即使做出艺术的牺牲，也要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投枪掷向看客了。也许在这里作者已没法解决思想和艺术的冲突，只好舍艺术而求思想了。尽管《阿Q正传》存在这样的艺术缺憾，但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的。再说，毕竟瑕不掩瑜，即便如此，《阿Q正传》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第2个回答 2007-12-08
《阿Q正传》简介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