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天文资料，受到各国天文学家的注意。就文献数量来说，天文学仅次于农学和医学，可与数学并列，是构成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到战国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的完整的体系。 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部分。在二十四史中有专门的篇章，记载历代历法的资料，称为“历志”或“律历志”。中国古代的历法相当于印度的悉檀多(Si－ddhanta)或阿拉伯的积尺(Zij),它不单纯是计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和安置闰月等编排日历的工作，还包括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一系列方位天文的课题，类似编算现在的天文年历。跟欧洲不同，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的古代天文学都是以历法作为主要内容。在另一方面，中国又跟印度和阿拉伯不同，后者长于行星位置的计算，而中国则长于日月运行的计算。 天象观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另一项主要内容。二十四史中专门记载这类资料的部分叫作“天文志”。其中包括天象观测的方法、仪器和记录。主要的观测仪器——浑仪（见浑仪和浑象），同希腊用的黄道式装置不同，中国用的一直是赤道式装置。记录观测数据的度数，在明末以前中国一直是分圆周为□度,而受巴比伦影响的各国则用360°。两千多年来,中国保存下来的有关日食、月食、月掩星、太阳黑子、流星、彗星、新星等丰富的记录，是现代天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以元代的《授时历》为标志（见郭守敬），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到最高峰。明代有二百年的停滞。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对天文学产生新的要求。正在这时，欧洲一些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一要求，采取学术传教的策略，把一些不破坏其宗教信条的欧洲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给中国。这样，中国天文学就开始同西方天文学融合。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英国J.F.赫歇耳的《谈天》，中国人得以窥见近代天文学的全貌。但由于当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代化的天文台和观测手段，都不可能建立和创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仪器设备、台站建设、干部培养等工作，才列入国家计划，得到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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