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见前书.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