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各地，就是要为自己获得皇位进行辩护，表明自己得位的正当性。可为什么乾隆上台后，却要毁版禁传呢？他为何要这样做？
要搞清楚为什么两人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首先来说说《大义觉迷录》这本书的由来。雍正6年，湖南有一个穷书生曾静，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只中了个秀才。眼看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获取功名，便想着剑走偏锋，反满抗清，企图一举成名。曾静早年受吕留良的影响较深，吕留良也是一个激进的反清人士。他的很多著作里充满了反清言论，深得曾静的赞同。但曾静只是一个文弱书生，除了一支烂笔头稍有杀伤力以外，一无是处。
于是，他就盯上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陕甘总督岳钟琪，异想天开的想拉他入伙。曾静修书一封，洋洋洒洒数千字。信中不但引经据典，阐述了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还历数雍正帝诸如“谋父弑兄、屠弟诛忠、贪财淫色、好杀酗酒”等十大罪状。然后着其弟子张熙携书信前往岳钟琪处，希望岳钟琪能效仿其祖先岳飞，举兵造反，将满清赶回老家。岳钟琪何其聪明，见信后差点吓掉牙巴，他明白曾静给自己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于是，他迅速扣下了张熙，着人火速报告雍正帝。
曾静下狱后，秀才的软骨头经不起折腾，立马改口自己受人蛊惑，称颂雍正帝是千古明君，主动提出以自己为反面教材，全国巡讲，为雍正帝正名。雍正帝针对信中所述的“十大罪状”，逐一亲自反驳，写成“上谕”。连同曾静的供状，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大肆刊印，广发民间。雍正帝的意图很明显，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占领舆论制高点，挽回自己的声誉，收复民心。雍正帝内心实在很憋屈。
自上位以来，自己一直勤政爱民，恪尽职守。面对康熙晚年留下的烂摊子，他大力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推进改土归流，一举扭转了康熙后期吏治不清，国帑空虚的颓势。雍正帝曾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这样的帝王居然被曾静之流说成“十恶不赦”，雍正帝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所以，他没有杀掉曾静，他想把曾静作为证人，加上自己的“上谕”，尽量做到有理有据有证人地说服天下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合法的、有爱心的好皇帝。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雍正忽略了老百姓们的猎奇心态。老百姓才不会管你谁对谁错，他们关心的是《大义觉迷录》里面记载的宫廷争斗、权术阴谋、尔虞我诈、后宫秘闻。因此，《大义觉迷录》大受欢迎，长时间成为了茶坊酒肆、街口集市上众人的谈资。明白内幕的人添油加醋，不明真相的人以讹传讹，以至于弄巧成拙，越描越黑。雍正帝还忽略了自己的身份。
封建帝王就应该永远是正确的，皇位的合法性是不容质疑的，皇家的事不应该用来讨论和争辩。而且在《大义觉迷录》中做作的痕迹十分明显，特别是曾静的供词，“做”的漏洞太多。更何况这本书居然是由皇上御笔亲书而成，这难道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所以说，雍正的做法是落人口实，适得其反。乾隆帝正是看到了《大义觉迷录》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因此，一上台后，立即处死了曾静和张熙。下旨全国范围内征缴《大义觉迷录》，全部予以烧毁。任何部门和个人禁止刊印，一经发现，一律砍头。不过这事显然迟了。关于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依然还被老百姓津津乐道。不得不说，这是当年雍正的普及和乾隆的禁毁这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奇妙效果。（参考资料：《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