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法律思考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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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论科学发展观与法律发展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崭新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超越，它意味着要建立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而这种全新社会生产方式的建立必将开启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即生态工业文明，并形成一整套有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体制，从而推动着法律朝着生态化的趋势发展。文章就法律的生态化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就生态化趋势、法律的特征和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意义与文化背景
（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由此也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就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巨大变革时期。它主要表现为“三重转变”，即人类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世界经济形态由资源经济和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转变，社会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1] 可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关系到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三重转变”的根本措施。

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生态危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然而经济增长方式尚未从根本上转变，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资源和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机构测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二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据了解，目前中国正处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其二，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着边建设边破坏的局面，生态破坏范围在扩大；其三，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由于工业、城市生活带来的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和大气二氧化硫及颗粒物污染等老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诸如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和压缩型特点，增加了治理难度。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地退化、江河断流、水生态系统失衡等生态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加重，生态问题复杂化。[2]

据世界银行估算，1996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中国专家测算，2003年中国空气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15％。2003年，中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但GDP仅占世界的4％。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虽排在世界第六位，但产业水平低、规模小，浪费和破坏资源严重，煤炭、钢材和水泥消耗量，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消耗臭氧层物质产生量均居世界第一。在工业化过程中，管理水平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水平以及污染负荷均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2003年数据还显示，流经中国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有关专家提醒，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中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危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未来的环境形势将是“雪上加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翻。专家预计，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翻，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专家测算表明，如果中国也像美国当时那样实现工业化，那么三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3]

中国正处在21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于中国人多 、地少、资源人均占有量低，如果不尽快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的道路，[4] 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有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有鉴于此，中共十六大提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背景，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的文化背景

当前，全球正处于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少、人类的贪欲最盛、可运用的科学技术对环境破坏能力最强的新世纪之初。大自然正以其百倍的疯狂惩罚着为所欲为的人类，将人类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为了拯救地球，拯救人类，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被广泛接受，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旨在改变人类现行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变革运动，从而将人类带进了向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转型时期。

有鉴于此，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正在悄然兴起，并随着生态文明时期的到来而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作为一种新型文化，生态文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天壤之别。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于当代人，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则在于当代人和后代人，人与自然。而正是这些区别将人类从自认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宰的误区中拉出。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贝切利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5] 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其以崇尚实证、注重功用、攫取财富为标志和重心，把物质消费看作是个人经济成就和个人地位的象征，把成功等同于物质财富和消费方式；同时，其认为地球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和无偿地使用地球的资源，因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此外，其还认为环境的容量是无限的，人们可以随意地把自己所不需要的一切东西抛向大自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又一个“恩赐”。因此，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必然是毫无节制的，对废弃物的排放也必然是无所顾忌的。

也就是说，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为内容，以向自然的挑战为核心，以物质追求为目标的。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人们的消费观必然是注重于对物质生活的强烈追求，而人们的价值观也以对自然的征服和物质利益占有的贪婪为重心。随着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弊端日益凸现。有鉴于此，一种以与自然相和谐为核心的绿色文化价值观念――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日渐形成。其“以探索人类的生命本体、探索人对于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为重心”，[6] 认为人类与自然应当是一种和睦的、平等的、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为此，其主张：人类必须在研究地球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基础上，使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行使利用这些条件的权利，承担保护这些条件的义务；人类在利用这些自然条件的时候，必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不遭污染和破坏的环境遗产；人类应当改变以追求物质需要为核心的传统消费观念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念。同时，其还提出，在追求人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时，必须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维护好人类和生物共同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发展应以保护和促进生物的多样性为前提，反对肆意剥夺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以维护生物圈的整体结构及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此，其倡导人类应当善待自然，善待其他生命物种。

其实，上述生态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认为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则强调“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的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佛家亦主张“佛性”为万物之本原，认为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则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7] 与世界其他昌盛一时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延绵不绝，正是得益于这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化。

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在继承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又吸纳了上述世界生态文化的精髓，既是对传统工业文明作出的反思和超越，也是对中国现实生态危机作出的反思和应对，还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并以这一浸润着天地人文和谐之生态文化为背景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形态和法制保障
（一）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形态

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知识经济要求加强经济运行过程中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替代，实现经济活动的知识化转向；循环经济则要求以对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

知识经济的思想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Daniel）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观点，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Toffler）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更把这一时代描绘成“超工业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Naisbitt）在他的《大趋势》一书中，则把新经济时代称之为“信息经济”。英国的福莱斯特在其《高技术社会》中，又提出“高技术经济”的观点。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概念。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首次给予明确的定义。其认为，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兴起，即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简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而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则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波尔丁对传统工业经济“资源－产品－排放”的“开环”范式提出了批评。几乎同时，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对“杀虫剂”等化学农药破坏食物链和生物链的恶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倡导“零增长”；1992年联合国世界首脑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观深入人心；200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清洁生产，并制定行动计划。在这一背景下，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大多数专家是这样定义的：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实质就是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

我国在经历了2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高消耗、高污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如影随行，我国经济正在遭受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制约。因此我国政府开始大力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有鉴于此，“循环经济”如同“知识经济”一样迅速地成为中国主流经济的概念，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由概念走向了前台。

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2005 年的我国经济战略里。据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近期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显然，“发展循环经济”这一经济与环境共赢的发展理念已被党中央、国务院所接受，并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它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科学发展观的法制保障

如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其最终目标是要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一最终目标包括以下几项：

其一，所谓的发展并不仅仅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也应包括社会发展，包括保持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

其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资源的不间断供给，特别是生物资源的永续性。过度地开发和利用某些资源，就有可能导致补给的逐年减少，甚至衰竭或灭绝。因此，对于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开发，尤其是对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超过其再生速率，否则就无法实现永续利用。

其三，必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就是谋求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维持新的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研究解决由于发展而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环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其四，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人口过多，传统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自由经济制度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节制人们的消费、节制使用一切有限的资源、节制一切不利于持续发展的行为；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既要做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又要做到我们自身有控制的发展，以使自然资源既能满足我国当代人的需要，又能满足我国后代子孙的需要。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运用行政、经济手段外，法律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

1、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是应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稳定的增长，它需要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才能长期稳定地有效实施，而法律的稳定性恰恰能够满足政策稳定的基本要求。

2、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发展，它既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还涉及每一产业内部众多的部门；它既涉及经济领域，又涉及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它既要求经济上的数量增长，更要求发展所需的质量改善。总之，其有关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必须运用法律加以具体规范。

3、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是一种在竞争中的发展，其发展的全面目标无疑是具有全社会性，但处于当今社会，各类经济主体的运作都必须与市场机制和开展竞争相联系。而要建立起能够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只有通过在相应范围内加强法制才能有效予以维护。

4、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是在国家范围内的一种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发展，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而只有在相应法律规范的保障下，才能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5、科学发展观的实施，需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予以变革，需要推行一些新的政策和做法，而要进行这些变革只有依靠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奏效。

可见，要使科学发展观得以实现，就必须借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这就涉及到与传统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现行法律的变革问题。

三、科学发展观与法律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对法律的要求

如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它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超越，它意味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而这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必将开启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即生态工业文明，并形成一整套有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体制。

可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日益深入，对现行法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科学发展观以强调在环境的承载力发展经济为出发点，要求通过法律形式保证合理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环境破坏和其他生态灾难，以建设一个能永续提供自然资源、富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适合于人的生存发展、丰富洁净而又优美多姿的自然环境，使得当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免遭环境资源问题所引起的种种危害，统一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其次，科学发展观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主要内容，主张当代人追求健康而又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应当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从而要求通过法律形式保证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平等，不能因当代人一味地、片面地、自私地追求今世的发展而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的发展和消费的机会。

第三，科学发展观以强调人的发展权利、环境权利和保护环境义务的统一，当代人和后代人发展机会的平等，以及放弃传统发展的方式为基本内容，认为环境与发展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没有发展的环境保护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环境保护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是使发展更持续、持久，更加健康、快速，从而要求通过法律形式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赋予当代人和后代人平等的发展机会，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以确保将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其承载力（这种承载力即环境向人类提供资源和同化废物的能力）以内。

第四，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强调必须放弃单纯靠增强投入，加大消耗来实现发展和牺牲环境来增加生产的传统发展方式，而应当运用使发展更少地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有机的协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从而要求法律以生态化的理念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围绕“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而确定立法原则，确定立法目标和任务，架构立法体系，更新立法内容，健全基本制度，完善环境权利体系，并对现行法律、法规做出相应补充和调整。

总之，科学发展观要求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法律生态化的理念对现行环境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评价，并按照21世纪环境时代的要求进行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创新。而正是科学发展观对法律的这些新要求，使得与“传统非持续发展方式”相适应的现行法律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改造和创新，以适应社会的这一伟大变革。

（二）科学发展观与法律的生态化

大家知道，法律是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产物和反映，是社会制度之一，并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演变。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8] 因为法律的功能不仅及于整个社会，而且还由社会及于自然。对此，庞德亦认为，法律不仅是“社会工程”的工具，而且也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的一种高度的专门形式。法律通过调和社会各种利益的冲突，进而保证社会利益得以实现。[9]

如上所述，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日益深入和生态文明社会的建立，我国正由传统工业化道路步入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的道路，这必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不仅引发一系列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还将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使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教育和管理等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切变革最终都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反映。这就使得与“传统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现行法律制度不得不作全方位的变革，朝着法律的生态化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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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思考
见网址http://www.shu1000.com/thesis-56/C723373E/

Answer 2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论述，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善于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善于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最深刻的根源和动力就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富强、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源泉。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种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养分。我们要善于从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营养，善于把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科学理论的内涵。正确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实践，而且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运用，又要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努力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转化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转化为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是坚持立足中国国情，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这一理论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文化的特殊性，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总结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独创性经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要注意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决不意味着要置身于世界进步潮流之外，相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合理成分。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前进。对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使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重任。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研究回答，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概括提炼，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解疑释惑。必须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时代课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空间。

二，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 ：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新理论的过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化要求大众化，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大众化。中国化与大众化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各有侧重，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真理的光芒，就必须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我们的宏伟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宣传普及。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政治工作，并亲自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讲解。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人民群众，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和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广大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大众哲学》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高度重视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大力推动科学理论的宣传普及。

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转化为“大众话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各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呼唤通俗化、形象化。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发布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