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班固是许慎吗

如题所述

  能是同一人吗? 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他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他于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著《说文解字》,是中国首部字典。

  许慎曾担任太尉府祭酒,师从经学大师贾逵。他历经21年著成的《说文解字》,归纳出了汉字540个部首。

  许慎另著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已失传。

  许锦晶曰: 叔重者,名慎,汝南召陵人也。性纯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攻曺,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议》。

  永元十有二年(100),始作《说文解字》,序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为萌生。黄帝之使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公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夫”,“夫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朙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天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诸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卋,改易诸体。封于泰山者七有二代,靡有同焉。

  建元元年(121),书成。收单字九千三百五十有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有三,分于五百四十部。病中之时,遣子冲献书于帝。

  卒,葬郾城县姬石乡许庄村东。墓髙十有五尺,径四十有八尺。乡人曰:“日动一厘,夜长三尺。”谬也,岂有自拔之冢。

  《后汉书》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源谁澄。”

  至清,岁以仲月后丁之日,县令、学官到许夫子墓前致祭,行一跪三叩礼。

  康熙四十有六年(1707),郾城县知县温德裕立“孝廉许公之墓”碑。

  光绪年间(1875-1908),郾城知县王风森立“许夫子从祀文庙碑”。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七年(1985),许慎研究会第一次会议时,立“重修许慎墓碑记”。植柏百八十有二株,今存百五十有三株,三九之数也。

  目前,许慎祠堂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许慎路,漯河四高(原郾城一高,省立郾中)旁。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汉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仕宦之家。曾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祖父班稚,哀帝时,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平帝时,王莽擅权,班稚惧,归相印,补为延陵园郎。父班彪及堂伯父班嗣都是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王充等都曾登其门受学。班彪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者,汉武帝召见,拜为徐令,以病免。后位望都长。

  班固九岁时,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后汉书班固传》),因此深为当时儒家学者的称赞。二十三岁时,父班彪卒,班固还归乡里,因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汉明帝永平元年(58),入东平王苍幕府,同时在家中开始在班彪《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永平五年,有人上书明帝,控告班固私自该作国史,捕入京兆狱。他的弟弟班超亲至长安,向明帝陈述班固的著述意图,同时郡守也把班固的书献上。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至校书郎,并任命为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写作。从此班固奉诏在兰台撰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共经历二十余年。尚未完成的部分表、志,是在班固死后,由其妹妹班昭和马续补写成的。

  班固为郎后,创作《两都赋》。

  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章帝建初三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建初四年十一月,讨论五经异同的白马观会议召开,由章帝亲自主持会议,许多著名儒者参加了辩论,班固以史官兼记录之职,参与其事,并撰成《白虎通德论》。

  章帝末年,班固以母丧去官。

  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前往。汉军大破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由班固作《封燕然山铭》,镌于石上,以纪其事。永元四年(92),窦宪因阴谋弑逆迫令自杀。班固也因此免官,后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遂死狱中,年六十一岁。

  《汉书》主要的作者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其父班彪(公元3—公元54),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延,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意思是说,刘氏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不信“汉家复兴”之说。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徵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天命加以人事,才能造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富贵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是金敞,“婕妤”即况女班婕妤。《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讥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转变,“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以及《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义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诛灭王莽。《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斯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投,受人弧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柜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段写元后握玺授玺的言行情态,生动传神。如果可以说《元后传》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二)

  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表现于著述《汉书》。

  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能写文章、诵诗斌。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在洛阳太学读书,博览儒学经籍及诸子百家之言,并广泛探究。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这为著述《汉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从此以后,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接连着写明史事,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一时之需,临时性的应付,未能完全承担起时代需求的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屈而难以自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定图书。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对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对于班固著述《汉书》当然也是有利的。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公元76—公元83)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社会重视,“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遂见亲近”。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者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 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纪录,会后奉命根据纪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的思想,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可谓当时封建统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这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是有严重的思想影响的。

  元和元年(公元84),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同上)。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班固应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将班固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他死时六十一岁(以上所述及引文,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竟然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

  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当然,最主要还是班固几十年心力的结晶。

  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写了很多诗赋和文章,明代张溥曾辑了《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为了了解其书,当先认识其人,故这里稍详细地介绍了《汉书》作者班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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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4-26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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