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鲁迅的原配名为朱安，一位传统的旧式中国妇女。她身材娇小，一双小脚，目不识丁而忠于自己的男人。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婚事自然是大事。自从鲁迅的父亲去世之后，周老太太更是整日的寻思琢磨，给鲁迅找媳妇。
当时鲁迅已经家道中落，门第高的看不上他们，门第低的他们看不上。找来找去，就找着了朱安。朱安出生商人家庭，但是祖上也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小官，加之朱安本分温顺周老太太看了很喜欢。
而朱家认为周家虽然经济拮据，但周老爷曾经在京中当过大官，后来虽然被问罪，但周家也还算是绍兴名门。两家都还挺满意，这婚事也就定下来了。当时鲁迅在新式学堂读书，对这门婚事虽然提出了反对，但是周老太太坚持，于是只好作罢。
但他也给朱家提了个要求，希望朱安放了小脚，去新式学堂读书。朱家是传统人家，听了这话十分震惊，并没有按照鲁迅说的去做。于是这婚事也就耽搁下来，后来鲁迅去日本留学，更是没有成婚的打算。
最后还是周老太太熬不住了，连写了几封信，谎称自己生病了，将鲁迅给骗回来成了婚。婚礼依照的是旧式礼节，繁琐而严肃。当时鲁迅已经剪掉了辫子，成亲的时候还戴了条假辫子。朱安坐在喜轿里被抬到周家，一路上吹吹打打，透着与日后清冷空虚生活不同的喜庆。
喜轿落地，轿子里伸出一只不大不小的绣花鞋。因为轿子有点高，一时没有踩到地面上，然后绣花鞋就掉了，露出里面尖细的小脚。朱安听说自己未来的丈夫不喜欢小脚的女人，于是穿了双正常大小的绣花鞋，里面塞满了棉花。
本想着讨好丈夫，却不想闹了笑话，而这似乎也昭示着这段婚姻的不幸。许多人都害怕新郎闹起来，但鲁迅却全场沉默的配合了。这倒不是说鲁迅没火气，而是选择了沉默的对抗。他本来就不满意自己的妻子人选，加之被母亲从日本骗回来，心里压着火气。
成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照规矩去祠堂，晚上也没有回新房，而是独自睡到了书房。第三天就收拾行囊，去了日本。
扩展资料：
朱安的下半生
一位旧式妇女，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和自己的丈夫绑在了一起。不管自己的丈夫如何对待自己，她都选择了默默忍受。
鲁迅仅仅只是和朱安维持着形式上的婚姻关系，他曾经对自己的友人说：“她（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不是没想过离婚，但是在当时被休了的女人，将要遭受的远比现在的生活更苦，特别朱家还是个旧式家庭。
丈夫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朱安此后在周家都是同周老太太在一块儿。后来许广平怀了孕，周老太太还曾催过她。但是朱安只能将苦泪往肚子里咽，没有男人哪里来的孩子呢？
不是不嫉妒许广平，但是朱安是个善良而大度的人。此后她将许广平的儿子看作是自己的儿子，对母子两爱护有加，连许广平的儿子都对她十分敬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朱安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5
迅和他的母亲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11-08
鲁迅的母亲鲁瑞可以说也是出生名门。她的父亲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后来因病辞职回家。鲁瑞生于1857年，在八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即1943年在北京辞世。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比较坎坷。先是经历了鲁家的家道中落，后又经历了周家的家道中落。在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而人到晚年之时，又痛失爱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离开故乡，随子北上，一直没有能够再回家乡。晚年又独居北京，只与朱安女士为伴，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对于自己的母亲，鲁迅有着难以言说的心情。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自己的母亲既敬且爱。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他与自己的母亲又有许多难以认同的地方，因而常生苦恼。不过，从表面的日常生活来看，鲁迅对自己的母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和关爱。即使是在对待老人，赡养双亲的方面，鲁迅亦是一般人的表率。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做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做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了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可以说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但是，思想上的隔陌并不能使他们之间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1912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1919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1919年到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故事，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帐、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不能常常给她买书，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两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赴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1926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辑，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