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台湾府志》卷之二《海防》：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门、南路打鼓港(打鼓山南岐后水中有鸡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鸡笼、八尺门。其余如凤山、大港、西溪……潮长，大船可至内线，不能抵港；外线水退，去口十余里。……水里港、牛骂、大甲……可通杉板船。台湾州仔尾、西港子、湾里……只容舟古仔小船。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嘉庆十二年(1807)《续修台湾县志》卷之二《海道》：
环台皆海也。自邑治计之，南至凤山县之沙马矶头，旱程二百九十六里，水程七更；北至淡水厅之鸡笼鼻头山，旱程六百三十里，水程一十九更；西北至鹿耳门，水程二十五里……舟从沙马矶头盘转，可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
在上述两篇文献中，前一篇从保卫国家海上领土主权、防备外敌入侵的角度说明了钓鱼岛的地位和作用，后一篇则从海上交通运输的角度记载了钓鱼岛的地理形势和方位。两篇文献都提到那里可停泊十余艘大船，这表明钓鱼岛周围海水很深，港湾宽阔，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那里曾经被用作海上巡逻警戒的哨船与货物运输船只的临时停靠港口，在中国的海防建设和海上航运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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