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吃饭

如题所述

20世纪中国人怎样吃饭?

今天看来这现象有点儿奇且怪——上个世纪,即20世纪后半叶直到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粮食被称为“主食”,就是“一日三餐主要的饭食”;而下饭的“菜”称为“副食”,就是可吃可不吃的东西。长期以来“主食”多于“副食”。

又在“主食”之中,粗粮多于细粮,所谓“粗粮”指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所谓“细粮”指大米、面粉。

在“副食”之中,蔬菜类多于荤菜——肉、禽、鱼、蛋。

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1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而往往可以不吃什么菜肴。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票证与配给定量

从1953年到1993年,大城市每人每月配给半斤油,1斤肉(困难时期还不到这个数量);平时难得吃上一顿的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上海市居民的定量算是最受照顾的了。一般上海人养成了习惯,精打细算,节约自己核定的粮食数额,少数的还有多余。若不购米回家煮饭而愿意在饭馆吃的,也必须向饭馆付出所消耗粮食数量的符号——粮票,如吃了半斤饭,就得付给饭馆印有“伍两”(80年代后改印为250克)字样的粮票(这粮票如1/2火柴盒或一张邮票那么大小),然后再付饭钱。而在住家附近指定的粮店购米、面,不但要付人民币和粮票,还得出示定点供应的“购粮证”,做到了绝对有计划、有分工地管理和供应粮食。

从50年代初政府就采取了限量配给,粮食的价格几十年没多大变动,维持在人民币1角几分1市斤(500克)。60年代初将1角钱1斤的定量配给“米价”,提高到1角2分1斤,还要将职工由此受到的损失用“米贴”来加以补偿。在发工资时责成各单位、企业一并每月发给职工。类似的还有猪肉、食油、白糖、卷烟、黄豆制品、鸡蛋,都要票证,少量供应。

粮票就像是命根子

1958年瞎指挥“大跃进”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灾害,使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肚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斤。他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斤减到93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俗称),真可怜。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独生子回家,掐几个叶子给他做汤喝。有同志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

历史学家王春瑜的妻子过校元,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王春瑜同届,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25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她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他的碗里。结婚后,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有一些票证。积蓄很少,凭工业券(工业品购物证),购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生下婴儿,没有奶水。找医生开出证明,病妇确实毫无奶水,这样按规定可以适当照顾,订上一瓶牛奶。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北京市所有商店里,食品柜台一空如洗!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丢1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

由于粮食匮乏,居民在粮食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而必须精打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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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9-30
手拿勺子或筷子把饭夹或乘出来往嘴里送
第2个回答  2012-09-30
细嚼慢咽。 当食物咀嚼的足够小了再下咽。 否则对消化不好。
第3个回答  2012-09-30
用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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