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与人生》 东莞实验中学 陈伟壁 “每个人都有机会透过历史体验人生，用生命书写历史，这应该是历久不变的准则。”——陈登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登武撰著的《历史与人生》（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本书）已于2008年由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有三篇，共十五讲。系台湾大学通识课程《历史与人生》的教材，为不少院校所采用。作者借鉴了国内外大量的历史研究成果，以较为通俗而不失水准的方式，探讨“历史如何牵引着我们的人生？生命又如何记录和书写历史？如何彰显两者内在逻辑联系得价值与意义？”这三大主题，目的让更多非历史系的大学生和社会大众对历史有更深入而多元的认知与了解。本文结合历史教育，从厘清历史的认知、增设有意义的历史内容等谈自己的阅读感悟。 一、厘清历史认知的源头历史要服务于人生，这个命题已被诸多贤人所认同。但如何服务于人生呢？一时难以说出个ABCD来。登武先生，开出的头个药方便是是：人们需要厘清历史认知的源头。诸如历史事实的建构、历史真相的追求、记忆、遗忘等课题。我们知道，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由教育、文学作品、影视等渠道获得一定程度的历史知识，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预，使得人们获得的历史知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比如“教育常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戏剧或文学，往往具有想象的投射；传播媒体又经常是浅碟式的报导。”（P2）（下文引文如无强调，皆出自该书）说严重一点便是，历史谎言无处不在。怎么厘清历史认知的源头呢？登武先生主要从“青史凭谁定是非——说历史人物的评价”、“真假三国与通俗历史意识”、“假作真时真亦假——历史教育的再反思”这三讲来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知识的来源以及历史的真伪问题。相关的论述颇为精彩，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摘取一二：1. 青史凭谁定是非？“品评历史人物，是许多人的喜好之一。”历史上有一些“有福之人”，如黄帝，不知谁发明的东西，后人就归之于黄帝。反过来，悲惨之人不少，一顶汉奸、卖国帽就足你受尽百年耻辱。然而，“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诗句）呢？为何青史凭定如此之难呢？登武先生认为“忠奸之辨”、“成王败寇”、“正统论”、“狭隘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感”是影响判断历史人物的重要因素。举例来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最为简便的方法是“历史人物二分法：忠奸之辨”。好像忠奸之外，别无可能。忠臣永远受到景仰，奸臣当然只能遭辱骂唾弃。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则是经典个案。“面对北方的金人，秦桧主和、岳飞主战，顺随着这样的思维，因此秦桧害死岳飞，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事实上，主和和杀岳飞都完全出自高宗本意，秦桧只是被高宗充分利用而已。……无论如何，杀岳飞，高宗比秦桧有更多的动机，高宗的责任当然就更多一些。”（P8）然而，过去我们“把一切的错都推给了秦桧，由此秦桧每被诅骂一次，人们慷慨激昂的民族情绪就得到了一次抒解，秦桧成为汉民族挫败的代罪羔羊，岳飞则被塑造成为伟大但受挫的民族英雄。”（P8）上述论述并不是要证明“秦桧对岳飞的死没有责任，而是要说明高宗更有责任；甚至整个儒家狭隘的忠君思想，也要为岳飞的死承担一些责任。”可以说，评价历史人物可能遇到的许多课题，这些学生不能不知。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忠奸二分法可以说得清楚；许多历史人物必须放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全盘考量；评价历史人物的二分法，也会让我们错估历史事实。例如：秦桧对南宋政权的稳定是不是有贡献？这恐怕是过去完全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从来都不会设想的问题。后人或后代政权，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也反映时代的需要，或政治的干预。例如岳飞在元代的地位相当崇高，明代政府为了表扬民族英雄，官方和民间崇拜岳飞达到顶峰，他被尊奉为武圣。然而，金人的后代女真人建立的清朝政府并不祭祀抗金名将。民国建立，军阀执政，岳飞又被尊崇，到了抗战期间，岳飞的地位再度达到了顶峰。这样看来，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关照很多环节。盖棺论定难！2. 假作真时真亦假？ “历史课本经常记载着某个时代是盛世、某个人是伟人，但却很少清楚而明确地告诉人们之所以成为“盛世”和“伟人”的实质条件是哪些？我们认知的盛世与伟人会不会是基于某种需求被塑造出来的？”（P95）这个问题，促使登武先生思索大陆、美国、台湾三地的教科书编写问题。其中，讲到大陆的教科书问题时，他引述了2006年的“冰点”事件，目的是引导读者思考事件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历史教科书该怎样写？教科书与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编写教科书，可以因为爱国主义而扭曲历史事实吗？（P101）在课后的延伸思考栏目中，他要求学生查询《冰点》事件的相关资料，说说自己的看法。书中还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作者曾经超过十年的时间，统计大学生所肯定的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结果发现，“绝大多数被提到的都是帝王或者被尊奉为民族英雄的历史人物，对于文化、学术、社会或其他领域有贡献者，少有人提及。至于负面的历史人物，秦桧几乎是年年高居榜首。其他最常上榜的包括吴三桂、慈禧太后、袁世凯、隋炀帝、宋徽宗、夏桀、商纣、曹操等，主要还是以民族罪人或亡国君的形象被认知。”（P107）不知道类似的调查，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的高中生或大学生中，会呈现怎样的境况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试。当然，不能那么悲观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神话逐渐被拆除，超越党派立场，重新认识历史，逐渐成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趋势。从以上来看，要让历史服务于人生，我们就必须向韦伯所说的“必须破除所有加诸在我们身上的魔咒”，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否则我们的学生也可能会碰到“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出现时，都可能让我们不断地面临像九宫弟子一样的痛苦和窘况。”（P108） 二、增设有意义的历史内容“历史之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既是已经远去的过往，同时也包括正在进行的当下。因此，历史与人生是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而成的进行曲。那些事对人类发生最大影响呢？”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纵览全书，可以发现作者觉得历史与人生这一课题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全面独立思考能力的生命个体，完成“人的觉醒”。在此目标下，他选择了以下几个课题：“历史与权谋（历史上的权谋和当下的各种骗局，因为人一生中都可能要面对的）、逃避自由——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历史上各种独裁政权出现的内在心理根源）、宣统二十四年——鼎革之际的众生相（政权转移时人们出现的各种心态与抉择）、瘟疫·疾病·文明的演进、香料·咖啡·茶叶·可乐——饮食文化与历史（瘟疫以及某些食物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实用历史学说到历史的功用、历史的教训”。从这些课题，我们可发现其实包涵了政治史、医学史、饮食史、心态史、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在此介绍如下三个： 1.恶的历史：让学生思考独裁体制的起源“就历史教学而言，其有效性之一就体现为如何引导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认同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共和、宪政、人文精神、法律精神、和平与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正面的史实来说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反例：恶的历史。不知道您对近来的这两则新闻标题：“全班投票逼死花季女生”、“德国电影《浪潮》：纳粹速成，只需五日”有何感想？这是否也是集体心理的问题呢？我们熟悉纳粹主义及其暴行，但是否有深入的探讨呢？为什么会出现独裁政权呢？作者借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分析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无数独裁政权，认为他们都或多或少曾经利用人性逃避自由的集体心理，逐行其专制极权统治。有趣的是，作者采用艾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的《当代各种主义》（Today‘s ISMS: Socialism, Capitalism, Fascism and Communism）的一张插图（见下图）。图片上写着：“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天晓得我们该怎么办！”这幅凸显法西斯主义的特质，堪称经典的政治漫画，是思考独裁政权出现原因的有效素材。 在这种集体心理的屈服氛围下，作者提到了发生于1943年慕尼黑大学反抗希特勒运动“白玫瑰事件”。“正当希特勒在德国强化民族主义思想教育，法西斯的爱国思想也彻底在全国蔓延之际，一群年轻的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竟然散发传单，教育人民“国家”存在的真正目的，指责希特勒所说的每句话都是谎言……这群学生组织的名字叫“白玫瑰”，带头的学生领袖是一对仅仅二十多岁的年轻兄妹汉斯×萧尔和苏菲×萧尔……”这是一个令人为人叹服的组织，在强权面前，他们以生命捍卫了真相。2. 眼光放下：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命运近代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充满着曲折与艰难。明清政权转移，对于汉人士大夫而言是巨大的挑战。有的隐居山林，如王夫之。有的出家为僧，有的著书立说，如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大儒。也有的选择归顺朝廷，如钱谦益。当满人入关南下，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多铎投降，而且当下接受剃发，给出的理由是“头皮痒甚”。投降后的钱谦益自然受了不少人的羞辱。一位潘班的年轻人暗讽他前半生白活了。然而，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他隐忍投降，实则暗中担任反清复明的领袖。作者认为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政权转移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大事，不就是一个政党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政策的推行。但是对于一个专制时代的政权而言，随着楼起楼塌而来的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此，“透过近代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政权转移，以及当中不同群体的心态和处境，从而彰显每个生命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大时代的历史浪潮卷入其中，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历史与人生有了更真切的联系。”，3 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史学家研究历史往往忽略了传染病的重大影响，此现象被称为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然而，在我们的高中历史所涉及的医疗史内容，其课程内容的叙述方式上，两者都几乎雷同，常用了“朝代+著名医生+著作+成就”这种模式，例如教材中是这样表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一内容的：“东汉末年，张仲景总结前代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理论与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出集大成的中医专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施治的方法，奠定了后世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显然，这种叙述的风格将医学史，停留在讲述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上。实际上，医学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观念等息息相关，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中世纪的黑死病爆发时，人们因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而发展出极度的享乐纵欲主义，包括许多人道德观念的普遍松弛以及世故的、不正常的寻欢作乐。但却也出现另一种心理状态，将瘟疫视为报应，上上帝的惩罚，因而陷入极端的禁欲主义。……是谁将瘟疫带到人世间？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刚开始，人们归咎于瘴气、地震、彗星、猫、狗、最后则几乎指向犹太人和女巫。于是欧洲展开犹太人大屠杀。”（P202-203）再如，探寻明朝的灭亡原因，仅仅归结于李自成兴兵作乱、女真人越过山海关挑战明王朝，显然不够。作者认为明朝万历八年以及崇祯年间所发生的鼠疫，实际上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例如，崇祯七年山西兴县出现的鼠疫的情景是“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子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逃难的百姓将瘟疫带到华北地区，造成二十万人死亡。 瘟疫可能侵袭任何一个脆弱的生命，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课程不应该忽视的内容。 历史应该怎样服务于人生？作者告诉我们，只有在理清历史认知的前提下，增设能够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为人类追求爱、希望和平，带来更多的讯息”，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历史与人生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在书的最后，作者引用二次大战期间，在英国布拉德福这个地方，一位中学校长书房的布告板上的文字作为该书结语，我也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亲爱的教师：我是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我的双眼看到了任何人都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有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建造了毒气室；受过教育的医生在毒害小孩；受过训练的护士在杀死婴儿；高中生与大学生射杀并焚烧妇女与幼儿。所以我对教育感到怀疑。我的呼吁是：帮助你的学生，让他们变得更有人性。你的努力一定不会制造有专业知识的恶魔、有才能的疯子，以及有学问的艾希曼。阅读、写作及数学仅仅在用来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有人性时，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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