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的 政治背景是什么?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08-03-10
造成城乡二元分化,以剪刀叉剥削农民,同时,限制人的无序流动.
第2个回答  2008-03-11
  户口制度的起源一 :

  从秦朝到1949年,户口这个制度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但没有城市和农村的隔离,为了工作和土地,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城乡之间迁入和迁出。但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城市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粮食、煤炭、电力短缺,需要更为严格的办法来管理人口及其迁移。这一事实,与城市地区的高失业率一道,成为建立一个监控居住地变化系统的催化剂。尽管在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建立城市人口户籍制度的规定,试图解决失业和饥饿,农民进出城市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根本性的转变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关键问题是中国人对粮食的需求大于供给,粮食的高价会阻碍工业增长。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在秋收时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里买粮。(三十年过后,粮食买入价已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只有市场价值的50%.粮食黑市一直都有,但是农民在那里交易是违法的)。然后,国有粮店再将粮食以稍高于买入价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自然,国有粮店基本不盈利,很快便需要国家补贴。之后不久,对棉花、食油、所有其他主要农作物和农产品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制度对中国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持续三十年,由于粮食价格很低,城市工资水平得以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同时,相对于城里人,农民生活水平等而次之,生产任何剩余农作物的积极性降到最低。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但是,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寻求非农就业的农民,于是下令禁止国有工厂继续从农村招收工人。并且,政府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从此,“盲流”[注4]一词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1955年8月,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之后的两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很快,定量供应制度延伸到了棉花、布料以及许多其它农业产品。各种票证随之出现,包括了几乎一切商品:食品、肉类、食油、煤炭、布料、肥皂、洗衣粉、食糖,后来还包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等。份点只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购买轻工业产品。

  户口制度在大跃进期间受到严重干扰。1957到1959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增加到20%(图7-1),国营企业工人从1957年的一千五百万增加到1960年的三千九百万(图3-3和4-3)。“盲流”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有没有粮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跃进之后,经济崩溃,严重的饥荒横扫中国大地,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注5]1961到1962年,八百多万工人和五十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从此以后,维持严格的户口制度再也没有受到质疑。

  户籍制度已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

  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的很多代表都很关注“三农”问题,而且有不少代表提出,现行户籍制度不仅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障碍,而且影响到了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迁移,各类人才及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近1/5,欧盟超过10%,而中国不仅流动比例低,而且极不稳定并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目前,美国城镇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发达国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6%,而中国仅为33%。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进城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

  再者是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此外,现行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改革户籍制度是解决“三农”难题的关键之一

  温家宝总理在1.6万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三农”问题的次数多达29次,“三农”问题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三农”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完全解决,必然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来逐步推进。目前我国已有27个省、区、市取消农业税,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最终还是要将人口转移出来,否则人多地少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浙江省代表团的王永昌、汪惠芳等代表大声疾呼,农民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而转移农民又是农民问题的关键。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表示,不能只靠农业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而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关键是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不能再给农民进城设置各种限制。他举例说,日本与我国相比更是人多地少,但照样解决了农民问题,而我国的广东、浙江等省都是人多地少的典型,不仅缓解了自身的农民问题,还吸收了一千多万外来务工者,而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的自由流动。所以,减少对农民的限制和束缚可能开创出另一番局面。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纪尽善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政府吴爱玲等35名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关于制定《我国农民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议案”提出,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根本。

  纪尽善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革的关键是要尽快废除“农转非”计划指标管理体系,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彻底打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限制,把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最近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报告称,降低外来人口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应该是下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要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我国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认为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界限和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使两种户口性质、两类地域人口在获得个人发展机会上不能享有平等的机会也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随之而来的便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户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否则会进一步加剧当前日益突出的城市“民工荒”甚至会影响城乡的协调发展。
  从小城镇向大城市逐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分离体制, 在这样的基础上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利益因素与户口脱钩。只有这样才能使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身份,使农民工获得“国民待遇”。

  户籍制度的起源二: 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要在居住地登记,户口是公民的最基本身份标志,公民被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人口。农村人无法享受城市人的待遇,而且不能离开农村,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社会等级既限制了人口流动也决定了社会关系。

  准备阶段(1949-52)

  建国之初国家延续了自清代以来不对人口流动作限制的传统,但是政府随后发现难以为人口庞大的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及生活必需。随后,上海市政府首先鼓励在上海的逃难和失业人员及家属迁移到农村,政府认为这些人对生产没有帮助。这个政策随后被其他城市相继效仿。迁移在最初是自愿的,并且迁移人员在重新安置后可得到土地。1951年,公安部和国务院联合制定了划分城市户口的规定,建立了居住地迁移的规定,并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除此之外,国家承担起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责,而农村人口(包括那些后来迁移到农村的)则由地方政府来负责。

  启动户籍制度(1953-57)

  尽管国家限制人口流动,但是城市的国有企业仍吸引了部分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工作,在1949年到1956年城市人口有大幅度地增长。1954年,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下发《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禁止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农村人口从此也不能在城市以任何方式工作。警察也担负着将失业的流动人口遣返农村的责任,派出所开始进行人口登记。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户籍变更变得十分困难。除户籍制度外,房管和粮食配给政策都限制着人口流动,非城市户口的人没有粮票。

  同时,国家规定全国城市、集镇和农村都要加强户籍登记,这样进一步把城乡区别制度化,城市人可以享受粮食配给,而农村人则不能。农民必须生产粮食,即卖给国家也留一部分自用,但是规定的自留粮食的数量比城市人口得到的配给粮少。

  户籍制度的全面实施、失效及重新加强

  尽管国家人口流动严格控制,但是仍有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在国有工厂工作。国家对这些人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但是仍鼓励他们的家属待在农村以免占用城市资源。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的同时,国家要求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国家认为所有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并认为国家政策高于个人自由,包括迁移的自由。

  1958年,即“大跃进”之初,尽管国家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措施,但是人口流动却大幅增加,因为国家的精力都投入到大生产上,而把控制人口流动放在了一边。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城市的工厂开始无视人口控制的规定并雇佣农村人口以扩大生产。人口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以及粮食产量的下降。“大跃进”结束之后国家开始重新抓人口控制并遣返在城市的农村人口。

  户籍制度使社会等级制度化,使城市人口享受优惠而农民则必须自给自足。城市人所独享的粮食配给和社会福利制度导致了以居住地的划分为基础的城乡差异和社会分化。1980年以来,户籍制度的控制有所放松,但是城乡差异仍然存在。

  然,在我看来,户口它不必然造成城乡二元分化,主要还是方便国家管理。以前是纳粮的依据,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了这种意义。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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