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在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误读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其实，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坐实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上，我们才足以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并透析其中的政治症结，从而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寻找到突破口。并且以政府体制的改革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而为日益显得滞胀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源，驱使中国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最终使中国真正进入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作为政治问题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可以将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路，区分为两种：一是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作为单纯的行政问题的思路。另一则是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来处理。前者是一个“治道”优化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政道”安顿的问题。只有将政道问题与治道问题作为理论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作为实践问题联系起来处理，才能将政治决策与行政执行的问题关联地处理好，不至于截然割裂政治与行政问题。这正是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关系论述真正具有启示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进行单纯行政化的处理，是因为这样做有几个有利的方面。一方面，这种处理回避了在中国目前政治状况中难以处理的政治难题。对于目前中国来讲，难以处理的政治问题既体现为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状况的直接对峙，又体现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重建与社会权利诉求的正面冲突，还体现为国家的伦理资源亏空与社会普遍的怨恨情绪集结相形而在。因此，提供给人们不谈论这些问题前提条件下的理论兴奋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各方不谋而合的事情。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视野中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可以在简单得多的技术范围内来谈论。这是当今中国理论界和官方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共同选择。人们总是在诸如决策体制、行政程序、危机管理、政策制定、行政绩效这些问题上阐释中国政府体制存在的、需要改进的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政治体制前提作为深入剖析问题的必须。舍弃政治前提谈论政策弊病，舍弃政治体制阙失讨论行政过程问题，就此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方法取向。再一方面，把人们讨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路约束在单纯行政范围内，可以将人们约束在一个承诺现行政治体制正当化的讨论范围内，不至于因为讨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而引导出现行体制内无法消化的政治问题。毋庸太多考虑，人们就会发现，回避政治问题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从容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潜规则。于是，以维持某种不可挑战的既定规则为条件谈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就是一个不得不遵循的理论路径。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主导行政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我们在政治的视角观察政府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政治的结构要素上具体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问题。从政治的角度观察中国政府体制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如何提供行政体以存在理由和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行政体制的问题；从政治的结构要素上分析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清楚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诸政治要素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作用与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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