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6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是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03-16
大钊同志铮铮铁骨，一片丹心，在狱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敌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折磨大钊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大钊同志坚贞不屈，没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没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他在狱中写的《自述》，反映了他的坚定的革命原则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字里行间洋溢着他献身于革命，谋求民族解放的志向。通篇《自述》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的，根本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在《自述》中还巧妙地、不失原则地回答了敌人提出的关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等有关问题。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青年，以保存革命力量，大钊同志在《自述》中还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舍己救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
大钊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方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是在他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他被捕后，北方铁路工人曾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营救大钊同志。这个计划通过党组织传到狱中后，大钊同志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他不愿工人同志做无益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再遭受损失，因此不同意这个行动。党组织接受了大钊同志的意见，取消了劫狱的计划。（见《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28日）
在教育界，广大学生、教师和学者也纷纷起来营救大钊同志。四月九日，北京九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十日，推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校长为代表走访张学良，由张的秘书代见。两位校长提出五点意见，其中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月十二日，北京二十五个大学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1927年4月13日北京《晨报》第六版）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统治阶级对迫害大钊同志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北洋政府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等三人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奉系军阀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认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有的则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1927年4月14日北京《晨报》第三版）
面对这种形势，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同志也曾一度动摇迟疑。可是，南北的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勾结在一起，竭力谋害大钊同志。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有竭力反苏反共、充当封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民十六年夏李大钊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以后，北平各报纸都以特字号登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而青年党这时，陈启天率领党徒多人捣毁北平晨报馆，曾琦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惟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同时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名义，张贴标语，什么‘杀一李大钊抵杀千万个共产党’，什么‘杀以止杀’”。（陈永年：《青年党外传》，载《文萃》第45期，1946年8月29日版第第18页）奉系军阀的一个重要头目张宗昌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8月初版，74页）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这时已公开叛变，在南方疯狂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反动势力的怂恿，特别是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促使张作霖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同志。
�张作霖害怕大钊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害怕人民的力量，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偷偷摸摸地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凶残丑剧。“会审”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七十分钟，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紧接着，就极端秘密地将李大钊同志等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道路“两旁均有宪兵警戒”。（1927年4月29日北京《晨报》第二版）敌人用极其野蛮的绞刑杀害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神色不变，从容就义。（1927年4月29日北京《晨报》第二版）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李大钊同志英勇战斗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大钊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陈毅同志曾赋诗纪念：“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这是对大钊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第3个回答 2008-03-26
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是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第4个回答 2008-03-24
李大钊
（1889～1927）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1913年留学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6年回国，任《晨钟报》主编。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1919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论文，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
1919年8月写《再论问题和主义》，批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1926年，积极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遂于1926年3月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慷慨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