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10-25
看楼主要写什么东西了。这类大题材不是一篇小论文甚至是一篇稚气的高中作文能够说清的。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路:
便随着治疗和优胜的希望,生物基因科技、大脑研究的种种发展或是喧嚣,技术正在高歌猛进。它产生的效果是,那种对人的自然化、对象化理解,渗透到人的日常交际之中。这种渗透反过来要求他的造物者—人,训练处一种自我客观化——即一种将理解、观察彻底还原为自然科学或是机械论的理解——的视角,这促进了一种自我工具化的趋势。毫无疑问,人固有其自身的自然科学、生物学基础,但是引发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将人变为技术的客体。这里,技术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技术,一种旨在控制自然(和人类)的方法,这种方法奠基于一套严格的、客观中立的方法之上,将所处理的对象一律视为僵化的客体。
上面言及的或许有些抽象。举几个例子说明下。钟表是为了提示时间而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钟表使那些懒汉不得不早些起来工作,提醒他们按照特定的时间安排去生活。毫无疑问,这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是,之后的发展则似乎偏离了原有的乐观,对技术的信任似乎出现了裂痕。人为了克服自身的惰性,而使用技术(钟表),但是一旦技术被广泛运用,被视为标准,那么人的自由便成了问题。为了人的效益或是好处,人们不得不每天在由钟表——机械时间的支配下——生活。车站中不时总在看时间的乘客、匆忙赶时间的人成为了现代人特有的面向。技术同功力混淆在一起,一切的生活规划全部朝向功利、效益,而技术则为效益划定日程中,然后将生活中的人关入这作有日程而搭建的铁笼中。他们告诉人们:“那些不服从技术、不服从效益的人,有祸了。” 人变得越来越匆忙,眼前虽然拥有无数的选择,但是神色慌张的人们却不再拥有选择的能力。技术同功利的联合愈发将人变成一个为自己和经济共同体产生效益的零件。因为生活的日程化,他们也不再有足够的精力、时间或是心情去考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贝娄在《雨王亨德森》中,以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这种无所依凭之感,他总在说“我要!我要!”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实际要什么的。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拒绝现代技术。首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然生活在现代技术之中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都深深地涉及技术。其次,这也是不可欲的,因为放弃技术意味着放弃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巨大福利。文人或是学者可以轻易地谈论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大谈技术的僭政,并在想象之中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牧歌之中,但是一旦他们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机,任何人都首先要去乞灵现代技术的奇迹——现代医学。放弃是不可能,我们需要的一是发展技术——这几乎是常识,其次则是遏制。如何遏制,这点谁都说不清。海德格尔对现状不抱有希望,他说“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度我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基调同样是悲观的,他们仅把唯一的几线希望留给了审美。技术撕裂了我们,将我们变成服务于技术的工具。一个世纪前的韦伯对这等状况无比痛心,他的失望、痛心、以及对大多人的麻木的愤怒化为激昂的文字,见于他关于资本主义最著名的研究中,他写道:“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哪些老观念和旧理想会不会有一次伟大的新生,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出现被痉挛性妄自尊大所美化了的机械麻木,‘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空心的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未完,懒得再往下写了,当然目前写得也很草率。这里提下之后的思路:
自然主义的理解构成的结果是人性的物化。于是,便催生了一种宗教的诉求。祈求用一体化的宗教去克服生活世界的扭曲变形。这种对分裂的体验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马克思、黑格尔、席勒、波德莱尔。从技术视角去看待二十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是有教益的。正是因为技术理性将自己变成神话,变成宗教,所以人开始返回到古老的、温情脉脉的一体化观念之中,“血与大地”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西方没落的世纪病体验,是难以解释其对普通人,尤其是德国一干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的。在挂着“血与大地”旗帜的二战德国,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令人发指的集体杀戮。我们也见识到了人的麻木,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平庸的恶”。神话和非理性看似在对理性和科学实施着暴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使得大屠杀得以执行的,是现代技术以及同这套冰冷技术相配合的现代技术官僚。我们愈算是接近于技术理性,我们便似乎悖论似地接近野蛮。非理性主义神话的泛滥,生成自技术理性傲慢;而泛滥的非理性主义则反过来又接手技术理性的成功将其运用于罪恶。所以说,傲慢的技术理性同野蛮的非理性神话,就好比雅努斯神的两面。只是片面地批评一方,而肯定一方,就不得不说是思想的眼睛太近视了)
如果需要书单的话,倒是随时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