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认识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任何有志之士，欲成一番大业都需要有识人的能力。
平日里谈及“手相”、“面相”总有几分迷信之说，但“识人术”是确实存在的。万事有法，不离其宗。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认识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此来弥补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才难以取代的。
曾国藩识人之高，超古越今，无人可比。道光二十四年，郭嵩焘带江忠源来曾氏寓所，三位老乡在京城相会，自然谈得十分高兴。事后曾氏对郭谈起他对江忠源的看法“生平未见如此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后来汀忠源果然战死在庐州。
曾氏做京官时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氏，曾氏问他们赴任的时期，其中一人回答说：“还得准备行装。”杨毓槽则说：
“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动身。”曾氏怀疑杨奸滑，后来得知果然先到任的是杨毓槽，于是很佩服杨的拙诚，认为他的前程比另一位大。杨后来官至大名知府，另外一位却因事被弹劾免官。
这绝不是曾国藩有什么预知未来的超能力，而是他善于进行正确的观察。
曾氏识人之道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志趣。我们平时交友，也不妨以此为鉴，广交益友。
曾国藩对自己所选用选拔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观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陟。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崇。
每次到了选择官吏和将才的时候，曾国藩都先安排面试，仔细观察对方的相貌五官、神态举止、礼仪谈吐，多方面结合做出判断。
对于察人，曾氏认为应该先整体后局部，由神入品到行。整体观察重精神，局部重眼睛。他所认为的“一身精神，俱乎双目”与现在说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大致相同。
次则观“精”以辨其智。是说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虽然智为天生不为己过，但要做可造之材，先天的优势也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培养的起点。
再则观其“筋”以辨其勇。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说，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能识别其胆量，这对于为将领兵之人尤为重要。筋劲，其人勇猛有力；筋松，其人怯懦乏劲，像弱无缚腐书生。如果说意念是人的精神，那么筋就是身体的精神。
再则观其“骨”以辨其强。“骨刚则质强，骨软则质弱。”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其强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筋”和“骨”则经常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和勇气。
再则观其“气”以辨其定。“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潜”：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沉浮、静躁。沉得住气，临危不乱，这样的人可担当大任，反之则多为半途而废之人。活泼好动与文静安详不是沉浮静躁的区别。如果底气足，干劲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则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做什么事都精力涣散，半途而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稳重的人能够做到该粗心时粗心，该细心时细心。那些平静时候默不作声，出事时候慌张失措的人最不可取。
再则观其“色”以辨其情。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脸色反映了内心的情绪。遇到大起大落能不露声色的人是难以让人琢磨和了解的。
再则观其“仪”以辨其心。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仪容仪态最能反映内心。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猥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
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勇猛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详闲静。仪态是气质的主要体现，而气质的养成又和生长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再则观其“容”。这里的“容”应理解为“容止”，以示与前面的“仪”
相区分。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若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旁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
再则观其“言”。“心恕则宫缓，心蹋则宫急。”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情柔顺和者，则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面。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成熟度的不同，这一标准也要活用。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理论。
第一，他强调人才的互相吸引性。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求人之道……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面可得其余。” 。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也是如此。没有人不愿意与志同道合者共事，这样的优优结合，目标一致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用这种方法，曾国藩在招揽了李鸿章后，又把他的兄弟李瀚章、李鹄章招揽到自己门下。湖南名士罗泽南学术精深，也很有治才，曾经长期为师授徒，弟子门生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徐寿，在投奔曾国藩之后，又将著名的科学家华蘅芳介绍过来，一起成为了曾国藩洋务肘期的得力助手。凡是进入曾门下的人，有的成为湘军的骨干，有的成为谋略家，体现了曾国藩广揽人才的理念。
利用乡籍关系招揽人才也是曾国藩的重要招才方法。这种人脉的拓展方式现在依旧常用，“近水楼台先得月”，办起事情来当然容易。当时，曾国藩的幕府几乎成了清政府高级人才的大本营。其中不仅有所谓传统的人才，还有新型的机器、法律、算学、天文等人才。这都得益于曾国藩识人有术，用才有道。
任何有志之士，欲成一番大业都需要一定的助力。没有人才支持他，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因此说到底，还是要会用人。对人才不嫉妒还求贤若渴才能最终成就伟业。
曾国藩的起家几乎完全靠招揽人才。他有高超的揽才方法，有卓越的识人之能，有服人的用人之道，可以使人才各尽其用，可以使人才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使人才找到自我价值。不同的揽才、用才的方法，会有不同的效果。
曾国藩的这种由点及线到面最后织网的揽才方式是明智而有创造性的，是值得后世借鉴的。朋友的朋友也是个人资源的一部分，不要因为它的间接性就忽略不计，对其充分利用可以增加成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