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政治》读后感

《农民的政治》读后感

读《农民的政治》有感
《农民的政治》的作者赵树凯先生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 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工作,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曾到“弱”村禁牧、在“穷”村修桥、于“乱”村修路,有 着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读了这本书,大有裨益,收获颇 多。
作者在本书中集中呈现了他自80年代以来的经历与思 考,其中不乏鲜活的案例以及基于此展开的深入分析。在书 中,作者首先通过上访信件及实地接访,勾勒出了30年代以 来农民诉求的变迁概貌。改革初期,农村纷争多为“民与民 争”,往往由历史遗留问题或土地承包不合理引起。从80年 代末起,农民负担急剧增长,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摩擦日增。 到本世纪初,征地问题又远超税费负担,成为社会冲突的主 因。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从那一年起,国家逐渐废除收容 遣送制度,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并出台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得上访事件明显减少,对抗程度减 弱,形成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心目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但作者在2007年敏锐的意识到体制深处的巨大隐忧,这隐忧 表现为农民对中央的信任显著提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反而 降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因征地引发的矛盾迅速 蔓延。
不过,探讨民生疾苦只是这本书的由头,作者在书中重 点探讨的是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相当多得篇幅来 破除关于中国公民“该管”的误解,世界范围内的农民形象 却离不开守旧涣散的影子,农民政策的设计者也往往强调农 民虽有“自发”意识,但很难形成自觉的利益判断必须通过 政策和制度安排加以引导,但就实际而言,农民在过去30年 里恰是最具进取精神的群体,乡镇干部眼里农民难管的现 状,也从反面说明农民的组织和博弈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 高。作者认为,30年来的历史证明,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 多么有能力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去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 向和道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观察和追随农民的脚步,因 为农民的考虑要远比设计者们更加的理性。这一论断看似平 和,却可能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唯一出路。
目下农村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与80年代已大不相同, 80年代的第一轮政策是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改革,以“包产 到户”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与已“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生 产主体,之前因“解放生产力”而受肯定,之后因粮食总产 徘徊不前而受质疑,褒贬之间的衡量指标始终是经济增长, 显示了某种框架性的局限。而眼下所面临的困局,较80年代 更为复杂,因其不仅设计经济因素,更需直面极为敏感的体 制身份的革新。
作者提出,中国农民的政治属性之所以值得重视,根本 原因在于。此农民不是彼农民。当下,农民工、农民企业家 等群体的存在,表明“农民”早已不再单纯指向一种职业, 更多成为一种身份制度的群体划分,他们的权利要求有相当 部分与职业活动无关,甚至于与土地,与农业生产无关,而 是将矛头指向因体制身份而带来的医疗、教育等问题,而在 关键性的产权分配方面,诸多土地冲突也超出了经济的范 畴。作者用这样一段话来述这一困局:
当谈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得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时候,一 些地方官员常常说,给农民的补偿已经相当高,甚至农民生 活水平比原来高出很多,政府的安臵也很好,可是农民还在 闹,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上访农民的理由也很充足,那是他 们的土地,不论卖多少钱,这是他们的事情,政府强行卖他 们的地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通过他们的土地来赚大钱 更加不合情理。
而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所面临的农民身上,乡政府从 过去的“向农民索取”到现在的“给予”,但在“给予”的 过程中却越来越多的遭到农民的质疑,他们并不太关心“给 予”的多少,而更多地会追问“给予”的对象是如何确定的, 比如低保、救灾救济等。在我看来,乡村干部在执行政策中 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农民群众表述权利的程序,或者说利用体 制上的漏洞以少数人行使了大多数应该行使的权利,而这恰 恰与农民在经济收入的不断增高冲破压抑了几千年的受剥 削桎梏后而越来越出现的政治参与需求产生了矛盾。农民政 治参与需求渐次增高能从村级换届选举中越来越多的参与 人数可以看出。
作者赵树凯先生显然已经深刻地洞悉了新形势下农民 与政府双方分歧的根本所在,并且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独到 的观点,农村改革已经到了关键之处。废除农业税带来的制 度利好还未消失,以征地为焦点的农村冲突也未到不可调和 得地步,新一轮的改革可谓恰逢其时、呼之欲出。作者认为: 应视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弘扬农民 的权利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现代的中国农民, 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或许,唯有追随农民的脚步,才 能让我们准确把握政治上的方向”。
现代中国农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经快速积累,并且正在 寻找释放渠道,把握不好这种能量的释放渠道,或者不能引 导这种能量的良性释放,将导致社会灾难。
作者的观点能否成为农村新一轮改革的推动剂,而最终 变成可执行的政策来让我们执行,我不能断言,但是作为一 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政府领导,首先,作者在书中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透视问题的途径,或许,我们 今后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揭下农民“得寸进尺、 刁玩难缠”的面纱,抱着给农民以政治上尊重的态度重新打 量和对待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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