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次，在大一统的中原汉族王朝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攻灭后，在南方得以重新立国，形成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局面，从而实现国祚的延续。
第一次是两晋时期的“永嘉南渡”，即在西晋灭亡后，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延续晋朝国祚104年。
第二次是在“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后的“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使宋朝的国祚也延续了152年。
第三次就是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李自成率兵攻克，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灭亡后，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称帝，正式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只不过仅仅过了一年，弘光政权便宣告覆亡。在此之后，虽然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多个由朱明皇族后裔建立的局部政权，但实力与统治范围远不能与弘光政权相提并论，也纷纷被清军攻灭。最终，伴随着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皇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南明政权就此彻底宣告灭亡。
“永嘉南渡”、“建炎南渡”之所以能够延续前朝国祚百余年的时间，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两个政权都有着军队的保护，有效的抵御了敌人的进攻。东晋时期有过“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堪称“军事奇迹”，而在南宋时期由岳飞统领的“岳家军”抗击金军入侵、保家卫国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再看南明政权，特别是最初的南明弘光政权，军队非但没有履行拱卫疆土、抵御外敌的职责，却纷纷倒戈做了敌人的“帮凶”，就此也成为了致使整个南明政权覆亡的真正“掘墓人”。
从牌面实力上看，南明军队明显占据上风。
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称帝，建立弘光政权后，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在为抵御清军南下，积极地做着准备工作。
他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布置了四个镇的兵力，分别由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及刘泽清统领，俗称“江北四镇”，与此同时，他还安排左良玉继续领兵坐镇武昌，守卫着长江上游地区。
此时拱卫弘光政权的这些军队在实力上并不逊于清军，甚至可以说是占据着明显的上风的。
首先，这些统兵的将领们并非酒囊饭袋，恰恰相反，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
黄得功、刘良佐这二人，在此之前已经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交战多年，多次大破敌军，立下不少战功；刘泽清则是始终奋战在与清军对抗的第一线，表现同样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左良玉先是在关外与清军交战，随后又被调入关内，开始镇压农民起义军，对于双方的战法都很熟悉。
而高杰的经历则更是丰富，他的绰号是翻山鹞，以作战勇猛著称。他最早是李自成的部将，但是由于他与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投降了明军，在这之后与李自成的战斗中，也是互有胜负。
所以，如果说是明军统兵的将领能力不济才导致的明军溃败，那纯粹是无稽之谈。
其次，就是明军在数量上，更是远远胜过清军。
“山海关大战”后，清朝可以说是“举国入关”，可即便是如此，进入山海关的总人口也只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军队的数量更是只有不到二十万，这还加上了吴三桂以及其他投降而来的明军将领所统领的军队。
再看这个时候的南明军队，保守估计，总数也绝对超过了一百万。
坐镇湖北的左良玉，号称统领百万大军，虽然实际数字没有如此夸张，但其巅峰期总兵力也曾达到过六十万人左右。
而江北四镇，名义上是每镇“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然而各镇都在不断私自扩充军队数量，实际的兵力已然是远远超过三万，特别是高杰，他也自称其是坐拥四十万兵马。
再次，就是此时的南明军队占有着明显的“地利”的优势。
清朝一直是以“马上得天下”自居，这也确实，在当时八旗铁骑不仅是整个中国地面上战力最强的军队，就是纵观整个世界也是难逢对手。可面对南方密布的水网和陌生的战局环境，八旗铁骑的战斗力难以充分发挥，实力必然是大打折扣，特别是在面对黄河和长江这两大“天险”的时候，更加会显得束手无策。
与之相对应的是，南明的军队则是在南方征战多年，并且多为本地官兵，熟悉水文和地理环境，同时也是以一种以逸待劳的状态迎战清军，有着“主场”的优势。
而实际上，史可法也正是根据双方的这一优劣比较，依托“地利”优势构筑了一道完整的防御体系。
黄河以北的凤阳、徐州、淮安地区，由高杰和刘泽清镇守；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庐州、芜湖地区，由黄得功和刘良佐镇守；史可法本人坐镇扬州督师，同时沿长江布防拱卫南京。而在长江上游，左良玉的军队从侧翼拱卫着江南地区，抵御四川的张献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从河南地区追击李自成南下的清朝军队。
与此同时，清军在当年南下劫掠时所犯下的“暴行”，也极大地刺激了南方士绅与百姓的抵抗热情，整个弘光政权内从上至下都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按照如此态势，弘光政权即便不能北伐中原收复大明故土，可与清朝南北对峙，维持半壁江山也并非难事。
可最终的结果却是，清军几乎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态势，迅速灭亡了南明弘光政权，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悲剧结局，问题也就出现在了南明的军队上。
南明自己的军队，却成为了覆亡弘光政权的“先锋”。
史可法踌躇满志的构筑了一道抵御清军南下的江北防线，然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南明的军队就此进入到了一种“失控”的状态，而史可法自己却也对此束手无策。
一来，江北四镇与左良玉所部俨然发展成为了军阀，开始了肆意的扩张，却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而造成这种原因的关键所在，就是此时的南明朝廷已经拿不出钱来养军队，只得让其自主经营，自力更生：
“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
按照史可法的安排，是
“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
，可结果却是各镇军阀为了扩充实力，拼命增长军队数量，而他们筹集军饷钱粮的方式更是极为的粗暴与蛮横。
“四镇各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画分地，商贾裹足，盐壅不行。各私立关税，不系正供；东平则阳山、安东等处，兴平则邵伯、江堰等处，多凶横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队，那就更不用说了，当地百姓对于其的评价是：
“加杀甚于流贼。”
可以说，此时南明的军队已经不能称之为“官兵”，俨然是与“兵匪”无异，而这也极大的削减了士绅阶层与百姓对于南明军队的拥护与支持，反倒是对其怨声载道。
二来，史可法发现，自己已经指挥不动这些军队了。
对于此，史可法就曾痛斥道：
“天下事决裂至此，职由四镇，尾大不掉。昔之建议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无所救正者，余也”。
而造成这样的局面重要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此时的史可法受到了马世英、阮大铖等人的排挤，并且已经退出了朝廷中央，其本身的权势和地位受到了极大削弱，包括他前往扬州“督师江北”，实际上也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举动。
另一方面，明朝此前用以管控军队的“监军制度”以及“文官节制武官”的制度，也伴随着朝廷让军阀“自筹粮饷”而遭到了彻底废止，朝廷失去了对军队的行政管控力。
因此，史可法只能通过个人的能力与影响力去协调各方关系，但收效也只能是微乎其微。
三来，军阀之间开始了火并与纷争，极大的加剧了内耗。
而这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杰与黄得功之间的冲突。先是高杰趁着黄得功不备，偷袭了黄得功的地盘，进行一番抢掠后离去，就在黄得功准备对高杰进行报复性进攻的时候，被史可法劝了下来，并且史可法自掏腰包稳定住了黄得功。后来高杰在“睢州之变”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许定国所杀，得知消息的黄得功便率兵奔向高杰地盘进行大肆抢夺，并对高杰的旧部进行收编。
紧跟着左良玉、左梦庚父子，又打着“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叛乱，沿长江杀向南京而来，史可法只得改变原有的部署，镇压左良玉部的叛乱，整条江北防线也就此全部被打乱。
然而，这些仅仅是个开始，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被委以重用、寄予厚望的南明将领，竟然纷纷主动向清军投降了。
左良玉在“东进南京”的路途中去世，而他的儿子左梦庚率领着二十万大军向清军统帅英亲王阿济格投降，而此时阿济格统领的军队人数只有十万人左右。
高杰统领的部众在其被杀后，除被黄得功收编外，大部分也投降了清军。
而最为致命的是，刘泽清和刘良佐，更是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在一仗未打的情况下，直接投降了清朝。
至此，南明弘光政权在短时间内，直接向清朝“输送”了将近六十万人左右的军队，这些投降的军队也随即调转枪口，攻向了弘光政权。
而最终的结果便是，黄得功独木难支，力战而亡，其剩余部众也选择投降了清军，失去黄得功保护的弘光皇帝朱由崧，也被刘良佐部众所俘获，不久后又被押赴北京问斩，存续仅仅一年时间的南明弘光政权就此彻底覆亡。
一直以来，南明的弘光政权都被人们看作是最有希望延续大明王朝国祚的政权，除了因为其继承了崇祯朝时期在南京部署的一整套行政机构与官僚体系外，更是因为弘光政权还有着近百万的军队严阵以待，以有效的抵御清军的南下。
然而，也正是这些弘光政权寄予厚望的军队与统御他们的将领，却也成为了弘光政权甚至是整个南明小朝廷的真正“掘墓人”。
大量军队的背叛与投降，不仅摧垮了南明小朝廷最后的防御根基，在此消彼长的同时，南明政权的无力抵抗、节节败退，以及清军乘胜追击、横扫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也就此变得不可逆转，这样的结局也不禁让人感到遗憾和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