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藩王造反，咱们首先看看藩王究竟是什么物种。
自秦统一中国以后二千多年的帝国时代里，藩王分为皇室近支宗亲或异姓功臣勋戚，基本上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有爵位，有封地，甚至还有收税铸币权和兵权，为天下瞩目。所以历代以来对于藩王的诟病和忌讳也是充斥史册。
历代藩王的制度集锦。
秦朝。秦始皇灭六国本就是为了消灭分封，秦始皇又来去匆匆，所以秦朝根本就没有藩王。
两汉。汉高帝刘邦认为秦之亡恰恰就在于没有很好的动员嬴氏宗室子弟，以至于咸阳城破竟无一宗族勤王支援。于是西汉初年，刘邦一口气封了八个异姓王和九个刘姓王，有封地，有人马，希望可以避免秦朝的问题，而能起到关键时候拱卫朝廷中枢的奇效。时事弄人，只能说想法是好的，但结果却出乎刘邦的意料。汉武帝一纸《推恩令》，便宣告了藩王制度的破产。
东汉时代其实更为强势的不是藩王，而是地方豪强。光武帝立国靠的就是豪强的支持，所以终东汉一朝，可以说是成也豪强，败也豪强。至于藩王，因为《推恩令》制度化的威力，基本上都逐渐被平民化了。
魏晋南北朝。一个自由散漫的时代，可以说是乱自藩王始，乱亦由藩王收，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论异姓还是同姓藩王，无不窥伺皇权之上，玩弄权柄示下，前仆后继纷扰人间。这一历史时期的藩王制度最是生猛血腥变态。
隋唐五代。随唐初藩王也分封且兼任各州刺史，有兵有钱也是问题多多。为防止玄武门之变重演，太宗以后，藩王都取消了封国，不就藩，实任各州刺史总管也改为遥领，另择官员实任。这样藩王逐渐都圈养起来了，如十王宅，十六王院等，且不得结交外臣。天宝之后反而各地异姓藩镇直接拥有地盘和掌控财政，从而掌握了帝国最强大的军队，事实上成了最具威胁的“藩王”。
两宋。由于宋室大哥二哥得国过于离奇，他们对唐五代以来的教训格外敏感。所以宋朝的藩王定位只是一个身份荣誉，没有什么特权。除太宗一系作为皇族居留京城，其他包括太祖、秦王廷美的后裔都只能以宗室子弟的名义迁居外地，如太祖四子赵德芳的后裔就被“赐第”浙江湖州。
宋代重文轻武的环境对于藩王掌兵权是严重的禁忌。另外一方面要提到王安石变法的条款中有一条是专门“裁汰宗室冗员”减轻财政压力的（具体看官们可以查阅《裁宗室授官法》），这样藩王就没有了财政权。为了生存，得想办法养活自己，也不至于让藩王无尽繁衍了。
还有一方面，得“感谢”大金国。靖康之变，北宋宗室被一网打尽，一键归零。这个更狠，从而根本上解决了宋室藩王明朝化的转变。而南宋一代的藩王也就剩下太祖一系，基本上都已经是平民了，做官的做官，经商的经商，有吃有喝有工作，造的哪门子反呢。所以朱元璋建国后才会感慨：宋室之弱，面临元军来犯，竟无一宗室藩王勤王来援？！
元朝。享国虽然短暂，但藩王制度比较复杂。
草原时代分封的藩王。比如四大汗国，辽阳、岭北等处的藩王都是有地盘、有军队、有财政权，活脱脱的独立王国，天高皇帝远，管不着。这批人最后都独立化了。
出镇各地的元宗室藩王。有守卫军事边塞的，多为军事目的临时性质；也有世代镇守某地的，如梁王世镇云南。其他如地方行政、财政都由当地的行中书省机构专职管理并直达元廷，藩王是不能插手的。
因此元代藩王造反大多是来自草原方向，或者是权臣发动勾引宗王参与，如策划“南坡之变”的铁失勾引晋王等宗王参与密谋。
清朝。大约是明朝的惨样看多了，在藩王制度上大清表现最好。藩王居京师，给予丰厚待遇和美好的称号，赐予深宅大院，无旨不得离京，非诏不得进宫，不得干预政事，不得结交官员。只有长子袭爵，爵位降等，其余自谋生计。各种漏洞都堵上了。
好了 ，回到大明朝的燕王朱棣。
论造反成功的三个先决条件：军队、财政权和时机。
军队。朱棣夺取了宁王的兀良哈三卫蒙古铁骑后 ，军力方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因为朱棣本身就是一个穿军装的藩王，战斗值不俗，且有勇有谋。
财政权。坐拥北平、大宁等地，同时迅速的占据了周边地区，明初财政状况良好，得以支撑朱棣的军事行动。
时机。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1、朱棣就藩北平几十年，与北方蒙古各部关系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保证了他的靖难行动没有后顾之忧
2、过了朱元璋时代的清洗和自然淘汰，建文时期明军良将所剩无几，在军事打击上 有些力不从心，给了燕军相当的喘息时间。
3、建文集团对于朱元璋时代分封的藩王实行激进的无差别打击政策导致了大部分与朱棣同辈份的藩王倒向燕军一方，他们只要按兵不动就是帮助了朱棣。
4、建文帝军事打击燕王的不坚决、用人的不正确、策略的不得当，这是建文削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朱棣成功的根本原因。
除了以上三个先决条件外，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条件：朱棣虽然是藩王，但却是当时仅存的朱元璋嫡子。这也是他造反后能为官僚集团迅速接受的主要原因。此后的历次藩王造反都无法复制燕王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