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在位的执政理念是“无为而治”，也是受到当时儒家倡导的思想影响，也和宋代当时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有关联。虽然他什么都不会，但他治下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成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也就有了后人对于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管家”的评价。宋仁宗赵祯的一生是精彩的。
宋仁宗即位时仅十三岁，真宗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代理军国政事。直到刘皇太后病逝，仁宗二十四岁始亲政。在位期九改年号依次分别为天圣、明道、景佑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唐宋八大家中六位出自在仁宗时代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在仁宗时代还发行了世界第一张纸币—官交子。还有众所周知的中国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改良于东汉，其余三种都在仁宗时代。同时仁宗朝的百姓个个都很有钱，生活美满，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
宋仁宗仁爱包容的一生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辙，曾在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当各位考官看到这大逆不道的考卷，自是要这苏辙名落孙山的，更何况这里面内容还是苏辙自己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更是使得考官们十分气愤。而宋仁宗知道后，并没有发怒要拿苏辙问罪，反而让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同时跟手下的官员说道：“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自古君王是不可侵犯的，虽只是言语上的讥讽，但也是要吃点苦头的，更甚者连性命都是堪忧。而宋仁宗包容了苏辙的言论，并且不计前嫌地提拔他，足可以见他的仁爱之心。当然也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有关。
宋仁宗善于纳谏的一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包青天包拯，怼天怼地怼皇帝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宋仁宗善于纳谏，才能成就包拯一生的美名。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颇有唐代名相魏征的既视感。在某天，包拯建议宋仁宗裁掉三司使张尧佐，因为张尧佐过于平庸，没啥能力。而张尧佐却是张贵妃的伯父，宋仁宗的宠妃，当时也是宋仁宗碍于张贵妃的面子才给的职位。包拯来这么一出，宋仁宗就很尴尬了既不想让爱妃伤心（讲真的宋仁宗满好色的），可奈何张尧佐能力实在有限，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可是包拯是头真铁，依旧不依不饶，带领众谏官与仁宗展开了更激烈的理论。最终宋仁宗还是没杠过包拯，张尧佐最终被免职回归白身。
贵为天子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
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而所谓的爷们血性付出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当然外敌来袭，这样的血性是必要的。但宋仁宗的这类保守的执政理念虽无什么豪情壮志，但也开创了一个盛世。乾隆曾说，他崇拜三个皇帝，分别是康熙、唐太宗、宋仁宗。这可见宋仁宗的一生有多精彩了。
以下文字今日在微信读书上读的《北宋觉醒-庆历新政与鼎革之殇》一书里对宋仁宗的评价，还算客观，供您参考。
宋仁宗（1010-1063）
作为宋代立朝后的第四位皇帝，在仁宗成长的时间里，虽有外患的压力，虽然也有些许小规模的国内叛乱，但是都不至于发生对王朝有着直接威胁的危机。因此，对于仁宗而言，这表面上的太平盛世，处于一个静默流动的状态，但是一切如苏轼说的“天下之忧患，最不可为者，即表面上为治平无事，而其实存有不测之忧”。
此时距赵匡胤陈桥兵变已经有83年，而距与辽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澶渊之盟也有近四十年了。西夏战事刚落，东京歌舞升平，这又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时代。
在他之前，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还算雄武之君。但仁宗则如同他的父亲真宗一样，长于宫中，未经艰难。仁宗只是在一个已有稳定的框架中，又幸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执政者。他按部就班，毫无逾矩。王安石评价他是“恭俭仁恕”，他就像是一个中学的模范生一样，宽仁心善待人，谨守成宪行事。对于大臣们劝诫或批评，他常常会显示出愿意倾听的样子，但至于能不能付诸行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他偶尔会因这些刺耳的谏言而意气用事般地惩罚大臣，如废郭皇后时他贬逐孔范二人一样，或是如景祐年间，他二十余岁时，可能是由于少年的他纵情声色，谏官滕宗谅提醒他近来他上朝时羸形倦色时，仁宗便把他贬到信州。但是，这样的偶尔的怨怒的结果也只是止于贬官而已。相较于明代对待直言的臣僚，轻则杖打，重则杀戮来讲，几近天壤之别。也就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对于圆融处事但无所建树的吕夷简特别信任。
大臣们曾反对他不要擢升他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他置若罔闻，直到谏官包拯在大殿上激烈抨击此事，连唾沫也溅到仁宗脸上了，仁宗才如犯错的孩子一样感受到巨大压力而放弃这项任命。庆历前后，如果不是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的双重压力，如果不是当朝京官们每月上奏的大量未粉饰太平而是疾呼危局的奏章，仁宗，可能还会庆幸于西北战事结束，又可以做太平天子了。
当形势危急必须要做出调整时，仁宗会尝试去改变。但是，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主见不明往往造成事难善终。庆历之后，仁宗还可在位约20年，从他年少即位到1063年他去世，他活了53岁，在位41年。庙号为仁宗的赵祯在性格上，对得起“仁”这个谥号。但是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偶尔的改革冲动并不能掩饰他在更长的时间内的执政上的庸碌无为。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下，加之庆历诸子，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都是一时之选的社稷之臣，可供坚实辅弼的机会中，他没能把握时机，韬光养晦，革弊强国，反而是应付般的补苴罅漏，有时甚至是在掩耳盗铃，对问题视而不见。他毫无强烈更张的企图心与执着。他只有菩萨心肠，却无雷霆手段。这样的性格于一个大家庭中会是一个好的家长，但于国家大政的指引中，却往往是灾难性的。
他留给英宗的遗产，除了几位饶有风骨却已是暮气沉沉的大臣外，就是经济发达，还算稳定的社会局面。但这个朝廷自从真宗开始的痼疾，却丝毫未有改变。而这样的问题，在真宗身后不到十年，便激起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庆历年间变法的失败，实际是仁宗的失败。如果仁宗有后来神宗的果毅和坚决，或许庆历新政可以一扭宋代的沉疴痼疾。而在此新气象基础上或许能生成更为强大的士大夫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