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已经过去73年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走过了艰苦的历程。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几经求索，几番磨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苦探索作出的选择，少年中国学会正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样一种选择的过程。
一
改造中国，挽救民族危亡是近代以来摆在具有振兴民族志气的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课题，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结果，使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政治革命和以往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活动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从政治方面去寻找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是无望了”【注: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而把思考的目光由政治变革转到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上，并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从思想基础上否定封建制度的存在，由此出发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少年中国学会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产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外部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想学说都作为新思潮涌进了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到实验主义，五四知识分子在学理上探讨着各种主义与思潮。少中会与整个思想界的潮流是一致的。在少中会成立之初，理想是高于一切的，他们并不追究少年中国究竟是何种样子。他们相信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通过学会的共同探讨，会找到完美的答案。因此最初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以后改为“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注:《本会通告》，《少年中国》1卷1期，1919年7月15日。】。各种思潮在学会中并存，同时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观念，力图在纷乱中探求一条向前的道路。这时，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流派存在于学会，会员中最普遍接受的是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李璜在给少中会会员的通信中主张：对于各种社会主义“不是采取单刀直入的，是旁通博采的”【注:《李璜致润璵》，《少年中国》1卷5期，1919年11月15日。】，少中会会员正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接受社会主义的。王光祈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者，思想中有浓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对未来有一种至善至美的愿望，他所希望的新社会的理想是：“在个人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注:王光祈；《工作与人生》，《新青年》6卷4号，1919年4月15日。】因此，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他自然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以“互助论”为思想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理论【注: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毛泽东也称赞这种理论“意思更广、更深远”。恽代英则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去接受社会主义的，他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互助方面去应用进化论，主张“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注:恽代英：《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2卷5期，1920年11月15日。】。“我们应当从生物进化方面看出人类只应遵循社会主义的生活”【注:恽代英：《我的宗教观》，《少年中国》2卷8期，1921年2月15日。】。实际上也是互助论的社会主义。
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带有普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同时，在对待社会改造的方法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唯心主义的观点、改良主义的色彩。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早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中也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和道德主义倾向。他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第一步就是要做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而精神改造运动的办法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虽然认为没有经济的改造，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但同时也认为没有精神的改造就不能开始新生活，并把精神的改造与社会的改造紧密相联。总而言之，这个时期会员中几乎没有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注:《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恽代英则认为救国的活动是应急的，革命的活动是激进的，而根本的改造则需要教育活动与实业活动。王光祈更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活动家。从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表中，明显地反映出大多数会员都认为思想的改造，教育与实业的发达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
少中会会员在学理上探讨各种主义的同时，也开始在实践中创造新的模式。由左舜生发起，《少年中国》1卷2期开始讨论“小组织问题”。他们企图“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从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完全脱去旧社会的恶势力”【注:宗白华：《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1卷2期，1919年8月15日。】。用这样一种学术、事业、生活共同集合的“小组织”向旧世界宣战，并以此为模范改造旧社会。他们完全避免以暴力与旧世界宣战，而是另外创造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去救援旧社会。这种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引起了普遍的幻想。恽代英认为：要想世界求一个总解决，“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原理，建设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面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面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的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注:恽代英：《未来之梦》，《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96页。】。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也为他们的幻想提供了美好的蓝图。毛泽东感慨地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注: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1卷2号，1919年12月。】，现在总算找到了。李大钊也认为：“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注: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文集》（下），第44页。】。正因为“共同的新生活”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梦想，少中会中还没有根本的思想分歧，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学会中杂揉并存，改良的方法为大家所接受，所以才使得“工读互助团”得以建立。
“工读互助团”是由王光祈发起的，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各种倾向知识分子的赞同。它的理想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15日。】这是小组织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把实验的地点从农村移到了城市。他们真诚地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15日。】工读互助团的活动，表明五四青年从个体的觉醒走向群体理想的实践。他们不仅以个人的自觉意识尽责于社会，还希望通过群体的典型示范唤醒人们，使人们出于自救的意识和对新社会的向往而抛弃旧社会。这样既能避免流血的革命，又能使人们的生活臻于完美。少中会由学理到实践的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的探索过程中大体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
二
少中会在初期是一个开放的、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却又不乏一致性的团体，因此随着实践的进行必然逐步分化。1920年上半年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无疑是学会分化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生活实验已经破灭，而中华民族的深刻危机又不容许一味停留在学理的探讨上，现实要求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主义的问题必不可免地被提了出来。1921年7月召开的南京大会，对是否要主义和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坚持学会有采取一种主义的必要，认为只有这样各方面的活动才“可以趋向一致。教育不致为预备非人的场所，文学不致徒供富贵人的玩赏，实业不致徒养成一般后起的资本家”【注:《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1日。】。其他人则认为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会的主义，或者认为学会应该成为研究学术、教育的会，主张研究一切主义，在学字上下功夫，学好了，主义自会产生。
实际上，是否要主义的争论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分歧在于实现主义的手段。会员郑伯奇认为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社会改造事业，想急进或缓进用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的。一种可以说是用间接手段，想由教育学术方面寻创造少年中国的途径。也许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想先造少年中国的组织和国家，一种人想先造少年中国的人民和社会。”【注:《少年中国学会问题》（郑伯奇意见），《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1日。】这次大会后，少中会中各自的信仰日益对立，纷争日益激烈，并形成三个主要的政治派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道路。
经过亲身的实践、认识过程，一部分人觉悟到：“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在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认为：“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注:《存统复哲民》，1920年4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基于这样的认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偶然的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成功的范例。“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议会，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李大钊文集》（上），第600页。】。这种社会不正是五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美好社会吗？在这种社会里，所有的平等、自由、互助、博爱、富裕等善良的愿望都可以实现，这正是五四知识分子寻求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理想。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工读互助团”的理想相距并非万里。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寄托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这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最有效的手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最直接接受的就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从经济上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是具体而实在的。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衣食足知荣辱”的通俗经济思想。而且从近代以来由政治革命到思想变革都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十月革命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可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的。李大钊由经济上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认为“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的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注: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文集》（下），第455页。】。这说明，客观形势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改造中国提供了更加可行的斗争方式，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新村主义，虽然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却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少中会一部分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抛开了其它幻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做为思想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探索、失败、再探索，终于由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倡导者、组织者、实践者，转变为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进行政治革命，推翻旧制度，以取得“经济问题”的“最后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大量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没有经过充分的学理探讨，他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因此，马克思主义一经接受就很快地用于指导现实的斗争。
1922年6月，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人给少中会杭州大会提交了《北京同人案》，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破产、人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现状，指出“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它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障碍，由本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这说明少中会作为具有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团体之一，以社会活动、思想革命为出发点，以否定政治革命开始，经历了短暂的学理讨论和短命的社会实践，到此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鲜明地举起政治革命的旗帜，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混乱的根源，指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是革命的对象，寻找到一条新的救治办法，是历史的必然。从空想的破灭走向马克思主义，从探求改造的方法入手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这不能不说是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二）少中会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中间道路。
正当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脱胎换骨之时，大多数少中会会员仍旧抱定自己的理想，社会改良活动的失败，使他们惋惜，但没使他们清醒。王光祈始终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法”的问题，坚持以“新村及工读互助团”为自己“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32页。】。他认为中国落后，国民生活恶劣的原因在于：“一为无识，二为无业。因为无识的人太多之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知什么叫做人生。因为无业的人太多之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民生产，日趋退化。要医治这两种病症，只有普及教育与发达实业两法。”【注: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他们认为社会改造就是让有觉悟的知识阶级加入劳动阶级的队伍，以教育革新思想，以实业创造幸福。王光祈称这种改良运动为“走”的运动【注:王光祈：《社会活动的真义》，《少年中国》4卷10期，1924年2月。】，唯一的条件就是努力促进各种社会事业，使国民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到安慰与满足。
他们在学理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试图以新的思想、新的社会改造一切。注重社会改造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社会改造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进步，但这只是第一步。在现实问题上，他们没有完成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以他们的空想规划整个社会的蓝图，虽然提出了救治的办法，但不能着眼于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虽然有很强的群众意识，却在实际上不能解决人民的苦难，因而最终脱离现实斗争，陷入诗化般的空想和纯粹的学理探讨之中，很多人走上一条试图通过自己所从事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能有所成就而有益于国家民族的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改造的道路。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光祈，就走上音乐救国的道路。
（三）少中会中国家主义派的产生
现实斗争的发展，不但引起学会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的最终决裂。
国家主义派在组织上形成于欧洲，主要分子是少中会中自费留学欧洲的一部分人，如留法的曾琦、李璜、周无等，留德的左舜生、魏时珍，留英的陈启天、余家菊等。他们不同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一派人，不是走学理的道路，而是走一条现实的道路。
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国共合作的开始，以及周恩来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国家主义派认为这必将使中国大乱，决然组织新党。1923年12月，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巴黎郊外玫瑰城兴和街。针对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世界革命理论，提出系统的国家主义学说相对抗，认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1924年后，国家主义派在国内发展起来。国家主义以国家为前提，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注重以国家为前提的各阶级共存，主张全民革命，指责阶级斗争是把本阶级利益凌架于国家之上，以国家主义教育为实现全民革命的手段。他们与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上是绝然对立的，力图使自己成为一种超阶级的国家利益的代表，以全民革命实现全民福利国家，认为共产党人为阶级利益而断送国家，因此根本分歧在于是否要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在究竟如何改造社会、把中国引向何方的问题上，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已分道扬镳。
1925年夏，少中会于南京召开年会，两派会员发生激烈争执。据方东美回忆：“双方争到激烈，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若手枪在手，恐已血流成河矣。”【注:《左舜生先生纪念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45页。】临分手之际，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疆场上相见吧。”就这样，宣告了少中会历史的结束。
三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有其巨大的包容性，同时五四运动做为一个救亡爱国运动，追求的又是新世界的创造。思想的自由与共同的使命感，是五四知识分子携手踏上历史舞台的基础。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受到民主参与意识的感染，并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相结合，大有“吾侪不出，奈苍生何”的气派与抱负。在少中会成立初期，这种对新社会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是高于一切的。而且由于他们都共同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变迁之中，对近代以来的种种革命与改良有深切的体会与共同的感受，因此在最初的探索中，走过了共同的道路。但是现实往往逼得他们不得不调整其最初的理想，乃至于破灭了原始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理想的光环不断褪色，浪漫的色彩不断消失，现实要求他们愈来愈切合实际。
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寻求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少中会的历史表明，虽然他们也曾在改良的道路上徘徊，但现实使他们清醒。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摆脱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自觉的选择，也是现实的历史的选择。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但他们的选择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方向。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走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的中间道路。他们很多人注重于社会事业和国民性的改造，相信事业的发达、人的改造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所在。虽然他们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是真诚的，努力是认真的，但是旧中国的黑暗现实破灭了他们纯真的愿望，证明教育救国、思想革命、社会改良等等都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
少中会中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人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从唯心主义出发，用超阶级的国家观念来探求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反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不明白只有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才有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争取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他们认为各阶级的调合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重温少中会的历史，我们感到了那种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献身社会的热情精神。他们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走到一起，最终在如何改造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脱离本国国情的道路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无情，大浪淘沙，这段历史既留下了成功者探索的足迹，也留下了迷路的、失败的探索者的遗憾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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