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行为及其动机的考察历来是人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20世纪以前，绝大多数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科学家们都崇尚理性的作用，并对之抱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理性所支配的，相信人们只要充分运用其理性，就能够造就理想的人和创造理想的社会。然而，自弗洛伊德以来的本能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似乎相反的方面—一人的生物本能，并从这一新的立足点出发去探寻人的行为方式及其根本动因。本世纪初，这一思想在人学研究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弗洛伊德曾将它看成是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观念上发生的第三次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哥白尼的天文学，它把地球从天国中心的位置上替换了下来，从而使人的自我中心的观念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第二次革命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否认了人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只不过是整个动物生命连续体中的一个环节。第三次革命则是弗洛伊德等人的本能理论，它否认了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这一传统观念，指出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无意识的生物本能的冲动所趋使，从而使人类最后一点安慰也荡然无存。当时，由于本能论者将他们的思想推进得过于极端，以致不久就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击，从而使本能理论的发展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尽管本能理论受到过各种批评和反对，但各派心理学家都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推翻或拒绝本能理论家的基本观点—一人的先天遗传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人们可以用内驱力、内部倾向、内在需要、天性以及基因等等概念来取代本能概念，但本能概念所涉及的许多基本内容却是无法回避的。20世纪以来，本能理论的基本思想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心理学、甚至伦理学和哲学发展的方向。由本能理论所引发出来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理性所推动的，还是由非理性的内在冲动、情绪、情感等因素所推动的；是由文化和环境的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这些争论的问题一直在激发着各派心理学家们去努力进行探索。确实，无论是早期的本能理论、还是马斯洛的似本能的思想都还具有浓厚的直观和思辨的色彩，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结论，但是本能理论家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在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承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本能理论家们的努力，今天已经很少有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和极端的环境论者了。无论在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社会生物学等学科中，对人的本性或本能问题的研究都已成为最热门的课题之一。
因此，心理学家必须进一步探究人的本能或本性，以便为人的行为提供更充分的解释。但是，既然早期的本能理论不能为人的行为及其动机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因此，关于人类本能的问题，就应当从一些新的视觉或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这正是马斯洛要做的工作。在《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突破这一研究的。
首先他指出，早期本能论者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界的连续性，而没有同时强调人种与其他物种的深刻区别。由于这个错误，早期本能论者一般都是根据动物的本能来推导人的本能，而不是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但是，既然动物界的一些物种如通信鸽、鲑、猫等等，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本能，为什么人不能有自己特殊的本能呢？因此，马斯洛的第一个立足点，就是从人本身出发，以人作为范例而不是以动物作为范例来对人的本能进行研究。
马斯洛对本能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二个立足点，就是用“似本能”概念来替换了弗洛伊德和麦独孤以来的人的本能的概念。
由于早期本能理论家主要是依据动物的行为特征来研究和定义本能概念，因而把本能看成是强大的、牢固的、不可更改的、不可控制的、不可压抑的。但现代生物学已向我们揭示出，本能的力量是随着动物种系发展阶梯的上升而逐渐减弱的。在行为方式上，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按本能行事，而人除了本能之外，还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的支配，即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受其生物本能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与动物相比，人的本能是柔弱的，它很容易被环境和文化压抑、控制、改变甚至吞没。因此，马斯洛将人的这种本能称为“似本能”，也叫弱本能或本能残余，以便同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
马斯洛认为，人的似本能是由人的生物机体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环境和文化决定的，它表现为人的一系列基本需要。这些基本需要按其强弱层次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种需要的层次和序列中，当前一种需要得到适度满足后，后一种需要就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呈现出来，并上升到突出的地位。这些似本能的需要不同于由环境和文化等外在因素所激发起来的需要，与似本能的基本需要相比，其他需要都不过具有次要地位，但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则会决定着一个人生活的健康与否。因此，似本能的需要决定着人们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与这些价值观念相比，由社会创造的其他各种价值观念都只具有非本质的性质。人们可以接受各种社会创造的价值观念并追求这些价值，如对生活起居、衣着及饮食方面的爱好；对权力的追求，对金钱的朝思暮想……但是，这些需要和价值对人的身心健康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间或还有积极的结果。……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决不可能如此。”“因此，很明显，基本需要占有一个特殊的心理学和生物学的重要地位，它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
诚然，马斯洛也看到，人的行为是由本能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在研究人的行为时，必须对这两种因素都给予恰当的尊重。并且他还认为，文化是一种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它很可能压抑、控制、改变甚至吞没似本能的需要。例如，在某些文化环境中，人们可能会以仇恨替代友爱，以相互攻击替代尊重，以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替代自我实现。但尽管如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的似本能的需要又是非常强大的，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正如人们看到，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并不感到他们生活得健康、幸福。一些人达到了权力的峰巅，却常常为没有安全、友爱和真正的尊重而苦恼。这些都说明，人的似本能的需要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马斯洛的似本能思想是对早期本能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为我们研究人的行为及其动机提供了一些新的启发，与早期本能论相比，马斯洛的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由于马斯洛把人的本能看成是与动物本能相区别的似本能、弱本能，它在其反应强度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它虽然是推动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环境和文化也是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并且是比似本能的力量更强大的因素。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本能论和环境论这两种观点对峙的局面，使研究者可以同时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和理解人的行为和动机。
第二，早期本能论否认理性的作用，把人看成是非理性的，并认为本能和理性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马斯洛则反对这种本能一理性的两分法。他认为人类的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它们的结果或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只有在不健康的人那里，人的似本能和理性之间才是互相对立的，而在健康人那里，这两者却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一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本能论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对抗。
第三，早期本能理论由于简单地罗列本能，孤立地对待各种动机，把人的动机和各种行为看成是一种需要—一满足—一平息的过程，从而看不到人的动机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与之相反，马斯洛则把人的似本能的需要看成是在一个强度有差异的层次序列里能动地相互联系的，在其本质上是一元性的或整体性的。在这个层次序列中，一个需要的满足产生另一个需要。其中，低级需要的满足更带有躯体性，更有限度，但高级需要如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则几乎是无限的。这种观点，就能更好地解释人的需求动机的连续性、发展性和无限性。
第四，马斯洛把人的似本能的基本需要与其他非本质性的需要区别开来，强调似本能的需要在各种需要中的重要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观点可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困惑，摆脱不健康的文化和病态社会中的那些虚幻的和似是而非的价值给人们带来的困扰，从而将生活的目标更多地集中在由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所决定的价值之上。
最后，马斯洛关于人的似本能与文化的关系的见解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马斯洛认为，在决定人的行为和动机的过程中，文化是一种比本能更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压抑、控制、改变甚至吞没似本能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要使柔弱的、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10）换言之，如果人类要想确立一种健康的生活和发展健康的人格，那就必须使我们的文化与我们似本能的需要所指向的目标相适应而不是相背离或相冲突。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审视文化的价值来说无疑也是有帮助的。
由于上述优点，因而使马斯洛的似本能理论比早期本能论显得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是，这一思想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疑点。首先，从马斯洛关于似本能的理论中，我们很难解释人类的攻击行为。马斯洛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或至少是中性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的攻击行为却是普遍地存在着。对于这些行为，我们很难简单地用文化因素来进行解释。例如，我们也许可以用宗教信仰、种族主义或阶级矛盾等来解释中世纪和现代的一些战争，但不能用类似的理论去解释原始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战争，以及人们因经济利益、爱、尊严等而导致的互相攻击。而在这些问题上，洛伦兹关于同类种族在生存竞争方面的攻击本能却能给出更好的解答。其次，在本能与文化的关系上，马斯洛似乎更关注于文化对人类天性的从属地位，而不太关心文化对人类天性形成的影响。这也正是所有本能论者共同的特点。然而，在人类天性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完全没有文化因素的参与，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如果文化的作用仅仅在于保护人的天性，文化的价值仅在于与似本能的需要相适应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很难令人满意地解释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在这里，包括马斯洛在内的本能理论家们似乎过分强调了人类天性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文化对人类天性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