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产阶级一直很喜欢漫画对他们的刻画。许多人认同自己身上表现出这些内容，本应该感到脸红的，反而觉得很自豪，比如我们不愿意完全认真地对待任何事情。1940年的漫画显示在花园里遇见一个德国冲锋队员而怒火中烧的家庭妇女说“你怎么敢闯到这里来？”英国对希特勒不愿认真对待几乎让我们陷入灭顶之灾，当然，我们同样抵制工业变化，语言，与欧洲的合作等等。但是直到最近，我们多数人一直非常沾沾自喜，自我感觉良好，英国人比美国人有文化，比法国人友好，比德国人漂亮，比几乎任何人都更幽默，更善于作战。
剑桥大学教授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在致谢中说“我花费很长时间弄清楚该书到底是关于什么内容。”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他的主题更多的是巧妙敏锐的文章，而不是详细说明出处的学术研究。他把英国人性格的形成时间确定在19世纪中叶。那个时期催生了大量历史著作，许多是自我吹捧的，最著名的人物包括如麦考利（Macaulay）巴克尔（Buckle）和斯塔布斯（Stubbs）等大编年史家，还有庞大的军团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但语言更加疯狂的被启发者，试图解释我们为什么是这么优秀的人。
在那些天真的岁月，我们自豪于所谓的条顿人（Teutonic）根源，认为英国主宰国联是理所当然的。在112本维多利亚时代这个岛历史的教科书中 108本自称是英国历史。多数人庆祝国家的机构，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应该作为倒霉的欧洲大陆人学习的典范。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英国已经找到把上院和下院结合进统治阶级的非常聪明的方法。
《笨拙》的漫画约翰牛（The John Bull）让人有同感地不是绅士。他是勇敢的自耕农农民，铁匠或者此类人，了解自己的位置，尊重上层人，对孩子或者狗非常好，特别对国家的未来信心十足。布尔战争让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我形象第一次受到严重的震动，曼德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更严重的一次震动。
在两次战争之间，英国人对自己产生了新的认识，因为斯特鲁布（Strube）的漫画而非常有名的“小男人”。这个小男人外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讨厌外国人，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觉。最形象地表现出来的是乔治六世在1940年法国陷落后他表达感激，我们再也没有需要担心的盟友了。
这是个矛盾，许多英国人认为一生中需要旅行很多，但是不是很喜欢讨论他们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根据他对英国人在西线的经历发表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布朗布勒上校的沉默》（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英国人喜欢该书，因为书中把他们描写成众多的迷，神秘困惑，矛盾的人，好像是恭维而不是另外的解释，许多英国人沉默寡言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要说。
曼德勒说在20世纪前半叶，英国自己和外国人对英国人性格的描述是典型的绅士。他喝杜松子酒，蓄小胡子，戴圆顶礼帽，如果不小心碰到女士，肯定把帽子摘下来表示歉意。但是，到了1945年后，要想确定英国人全球接受的形象就非常困难了。
比如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每天刊登三个阶层明显不同的笑话：吉尔斯（Giles）对工人的漫画，甘布斯（Gambols）对让人吃惊的没有性别的中产阶级夫妇可笑的描写，和欧思伯德•兰卡斯特（Osbert Lancaster）关于利特尔汉普顿夫妇（Lord and Lady Littlehampton）的漫画。所有这些艺术家的主要人物都拥有对公共事物的冷漠甚至蔑视，爱国和保守，但是很大程度上缺乏文化修养，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曼德勒注意到从1940年末期以后，欧洲大陆人对英国人性格的传统的好奇和着迷急剧下降，国内对英国人性格的分析也少了。我们的重要性降低了。英国人，包括外国人在内看不出英国人值得羡慕的地方了，因而越来越对我们是谁感到困惑。绅士不再时髦。业余爱好者精神被看作是把英国1960年代搞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曼德勒的研究对文学来源关注不足。人们了解英国人性格是从狄更斯或者特罗洛普（Trollope）或者任何人的小说中，而不是从这类记录各种笑话但不能提供任何自己观点的研究中。正如狄更斯在19世纪为英国人的自我剖析做出重大贡献一样，兰戴顿（Len Deighton）1960年代的侦探小说形象地刻画了新英国人对老英国人的蔑视。
旅居海外的英国人阿兰•帕西•琼斯（Alan Pryce-Jones）在1968年注意到英国是“奇怪的国家，里面是非常好的人，半睡半醒。”曼德勒的结尾段落描绘了一个深深怀疑自己的国家，或者希望如此的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个岛国的多数居民越来越关心个人身份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1963年新社会（New Society）的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认为“个人幸福”比“国家伟大”更重要。我想如果今天再做类似的调查这个比例恐怕还要高些。
即使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阿瑟•拜仑特（Arthur Bryant）也绝望了，哀叹“没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仰了。”在1970年代末期，小说家安东尼娅•拜阿特（Antonia Byatt）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地欢呼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德“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国家就像鲜艳的马赛克，由五光十色互不相关的小碎块合成。”当然，如今我们看到了这是多么危险的胡说八道。
我们觉得威胁不仅是对于我们社会的团结融合，而且对于我们身体上的安全。一个理想的国家中不要求任何人表达对个人以外的任何实行承担责任。如果约翰牛时代或者侦探达蒙德（Bulldog Drummond）时代是无人哀悼的，我们痛苦地认识到承认任何形式的民族性格都比没有任何民族性格要好。
嘲笑我们由军事成就确定的过去的身份理想很容易。但是取代扎根于个人自我满足的从前国家文化，其中最高程度的忠诚只是体现在足球队上，新移民被允许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只是作为经济野营者显然是个失败。
曼德勒的书对于英国人性格的介绍还不如对我们从前自我身份的确定多。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民族性格。没有了身份认同，就不可能对国家忠诚。没有确认的共同的忠诚和身份，我们出生和长大的社会中的人可能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谈谈约翰牛
约翰牛作为英国形象到了1920年代已经不再流行了。但是虽然许多人觉得到了发现一个新形象的时候了，但是对于谁应该成为这个形象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英国汤米（The British Tommy）是个很受欢迎的想法，但是有人认为不显眼，里面有匹克威克（Samuel Pickwick）、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甚至有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性格。
译自：“Who do we think we are?” REVIEWED BY MAX HASTINGS
THE ENGLISH NATIONAL CHARACTER by Peter Mandler Yale £19.99 pp320
http://www.timesonline.co.uk/article/0,,2102-2494068_2,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