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每天以敌视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人，只会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相反的人，却能在广泛的交际中获得最大的相融度。所以，宽以待人是灵魂内在的修养。
宽容是最大的美德。
宽以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一品德。对别人宽容大度，看起来是别人获益，I刍己隐忍，实际上这也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必备过程。
处世之道，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他的这种观点是教育后世之人要放开胸襟，面对每人每事皆能自制，做到宽容忍让，这样的人也是真正能让人从心里佩服的人。
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而尖刻待人则会气至伤身，惹祸上身。
曾国藩提倡“恕”，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自己有难时就无人可求助，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
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视人为友则心宽气顺，能容难容之事者必有过人之处。
宽容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在公事里。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知人善用，事分巨细，不苛责于人，是他对“待人以诚，宽人以恕”的最好诠释。
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不因为小事而耿耿于怀。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f电1门二人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多起分歧，摩擦之事偶有发生。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这只是其一。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汀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其二。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和，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益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就是在这样的力保之下，左宗棠才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子和僚友也很宽容。咸丰十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不久，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没有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表明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的迹象。曾国藩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
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在曾国藩的眼里，没有永远的敌对，也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深深自责，并且会立即改过。因为他雅量大度的为人，使其纵横官场几十年，声名大噪，称誉“完人”。
欲成大业者，胸襟坦荡、大度宽容，这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也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正所谓“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