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俄罗斯一位伟人为我们这一代点燃了一支最纯真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青春。”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1828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出生在莫斯科南部的小村里，直到八十二年后去世，他一直没有离开家乡。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
有两位热心肠的女人照顾托尔斯泰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 他曾亲吻一匹老马，为了曾经使它受苦而求它原谅。
此时他未来的才华已露出端倪：他有想象力，常为自己想象的故事伤心落泪；他那从不休息的大脑总是努力去思索人们内心之所想；他早熟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他锐利的目光，能在丧礼参加者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真的悲痛。
扩展资料
从19世纪60年代起，托尔斯泰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
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托尔斯泰传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8
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青少年时代的托尔斯泰，不仅常为思想苦恼，还为自己丑陋的相貌感到绝望。
1851年，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群山环抱的清明环境使他纷乱的大脑清醒过来。第二年，他创作出了《童年》、《少年》、《青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优秀作品。1862年托尔斯泰结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创作出了震动19世纪整个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但是，托尔斯泰是苦恼的：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八十二岁的时候，他选择了出走，并病死于一个小火车站上。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1851年，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群山环抱的清明环境使他纷乱的大脑清醒过来。第二年，他创作出了《童年》、《少年》、《青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优秀作品。1862年托尔斯泰结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创作出了震动19世纪整个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但是，托尔斯泰是苦恼的：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八十二岁的时候，他选择了出走，并病死于一个小火车站上。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07-31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伟大的心魂，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为许多人所爱戴的真诚的朋友。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命紧紧联在一起，他的一生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探索。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枪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月20日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枪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月20日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第3个回答 2010-03-09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第4个回答 2010-03-06
【托尔斯泰生平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列夫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