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衢无奥士，茜峭有奇人。居怀徒可积，抗辨乃谁驯？道术本多歧，况复世所尊。风波一言去，严霜千古存。揆予慕甘寝，未息两家纷。方持白华赠，殊望桂林云。汤显祖穴1550—1616年雪江西临川人，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
唐仁卿即唐伯元（1540－1597年），唐伯元系澄海仙门里人（今溪南镇仙门村），被誉为一代“理学儒宗”，明史称其为“岭海士大夫仪表”。据查考，唐伯元于万历二年穴1574年雪考中进士，历知万年、泰和二县。万历八年穴1580年雪，唐伯元升任南京户部主事，以“忧世乐天”为己任，非常正视其地位和职责，不久晋郎中。其时汤显祖也在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两人志趣颇近，故成好友。
汤显祖这首酬赠诗的大意是：居于枢轴要路（重要地位）者没有一个是学识渊博的高深人士，处于草野之中的却不乏卓越奇士。能以安和、包容的态度与人相处的，追随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抗争辨论时又凭什么去断定谁的观点更完善雅驯呢？对道术的见解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多有分歧的，何况是对举世尊崇的孔门儒家学说呢？你唐仁卿虽因争疏而引起一场风波并被贬谪离开南京，但你那种严霜般的凛然正气必将千古留存。我想我只是一个希望睡得安稳的庸人，没有能力去平息双方的纷争。我多么想借助桂林苑上的白云，赠送给你一首《白华》的诗歌（三国时吴曾建桂林苑，旧址在今南京市落星山之南），以寄托我殷切的期望。
汤显祖为什么要写这首诗赠给唐伯元呢？据《明实录》载，万历十三年穴1585年雪3月“谪南京户部署郎中事唐伯元三级调外。伯元上疏丑诋新建伯穴王守仁雪不宜从祀，且谓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守仁言良知，又邪说诬民。又进《石经大学》，云得之安福举人邹德溥，已为置序。南京兵科给事中钟宇淳纠之。后降海州判官。”这段话说明了唐伯元遭谪的原因。嘉靖年间王守仁新理学开始流行，江南各省学者甚众。唐伯元属甘泉学派，为力反王守仁心学者之一。万历十二年穴1584年雪御史詹事讲疏请王守仁从祀孔庙，首辅申时行等以肯定王守仁的功业、气节、文章为由支持从祀建议，明神宗也已表示同意。应该说，王守仁针对当时思想领域言必称程朱理学，使学术界死气沉沉的状况，针对一般读书人都把程朱学说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知和行完全脱节的流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致良知”新学说，一下子打破了学术界的僵化局面，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阳明新学的后学者却过于反程朱理学的权威，一味肯定自我，荡轶礼法，藐视伦常。时任南京户部郎中的唐伯元出于维护封建伦理规范和传统文化，巩固封建统治，毅然呈上《争从祀疏》，坚决反对王守仁从祀文庙。
《争从祀疏》洋洋洒洒近6000字，在这篇奏疏中，唐伯元践履笃实，唯物论理，肯定了朱熹学说使“二百年来道术有宗，教化有纪，人才辈出，皇风穆畅”的功绩，指出王守仁“始倡为致良知之说”，“其初意非欲有异于熹”，但“行于江南而其旨顿失”，往往“抵牾于熹”，破坏了程朱学说所阐发的社会伦理规范；极力否定王守仁的“心学”，并阐析了王守仁学说的前后自相矛盾。最后，唐伯元还请求说，如果一定要从祀孔庙，则“祀典之日，布告天下学宫，明示朝廷所以祀守仁之意”，不准“天下士子敢有因而轻毁朱熹”，“学守仁者，须学其功业、气节、文章之美，而不得学其言语轻易之失”。并提出请黜陆九渊配祀孔庙，而添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子”“附于孔门十哲之后”。接着，唐伯元又呈上《进石经大学疏》，同时献上自己加注的两本《石经大学》。在奏疏中，唐伯元进一步阐发了对朱学和新学的看法，表明了自己对从祀一事的担忧。明神宗将唐伯元的奏疏交由大臣们朝议，朝中立即掀起一场攻击唐伯元的巨澜。南京给事中钟宇淳上疏皇帝，以“诋毁先儒”之“罪名”驳斥唐伯元。当时朝中少数大臣如吏部尚书杨巍、户部主事顾宪成等也都不喜欢守仁心学，支持唐伯元争疏，但终爱莫能助。于是，唐伯元被贬到海州（今连云港）任判官，此即“谪归海上”之由来。临行之时，汤显祖以此诗相赠，用他的生花妙笔，抒发了对唐伯元惺惺相惜的诚挚之情。
唐伯元到海州任判官，权知州事（代行知府之职），不计得失，热心政事，施以惠政，深受百姓拥戴。唐伯元在云台山大村龟石崖下涧壑中修筑堤坝，蓄水灌溉农田，恩泽于民，民感其德，称之为“唐王坝”。
海州附近的名胜花果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四季好花常开，八节仙果不绝。”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所描写的花果山，其原型正是这座花果山。名山出名碑，名碑待名公。花果山一线天下有一块天然巨石，前后两面光滑平整，有如刀砍斧削，有人名之曰“山碑天成”，上面镌刻着唐伯元写的一篇《游青峰顶记》。据考，万历十三年十月初四，唐伯元会同云台诸贤畅游此山。初五，登青峰顶，写下《游青峰顶记》一篇，备述游程见闻，“海上秋冬之候，草凋木落，独此山居翠微间，延袤数里，皆茂林修竹，四时长青。又顶上泉沃，处处皆湿履，草润如春夏。顶多巨石，产万年松，经霜愈秀，是谓青峰顶”。极写青峰顶之由来及胜景，对青峰顶山名予以论证，释同行者知其名而不知其缘由之疑。
万历十三年冬唐伯元调回北京，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游青峰顶记》文稿随他离海州时带走。后来海州贡生顾乾进京从唐伯元那里索来全文，在花果山上选就那块纹理光滑的天然巨碑，镌刻其上，为花果山增辉添彩。天然碑对面还有一块平卧的大石头，中间有自然的凹面，凹面光洁线条流畅，状如砚台，上镌“仙砚”两个隶书。据说无论四季砚里总有半砚“墨水”，从不干涸也从不涨满，当年吴承恩就是用这砚墨水写《西游记》的。唐伯元的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游青峰顶记》，是他被贬为海州判官时游玩花果山的随兴之作，与他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倒显得轻灵别致、兴趣盎然。吴承恩据此文进行艺术加工，发挥想象，把花果山描述得更加神奇美妙，遂成了令人顿生向往的洞天福地、人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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