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
1、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
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2、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人民素质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3、要不要社会革命。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扩展资料：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
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却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国家依然处于虚弱和无序状态。在国际上，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逼签屈辱的“民四条约”，到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而未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中国依然是一个被人欺侮的国家。
国内则是政争不断，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国民革命兴起。“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两大口号，反映了社会外争主权、内争民权的两大诉求。在国共联手的北伐战场上，国民革命军摧枯拉朽般地把曾经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队击垮。
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既有路径分歧的一面，又有互为促进和声援的另一面。清末，尽管革命派与改良派争吵不断，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都主张扩大民权，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
两者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选择，在全局上存在互动互利关系。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
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研究表明，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立宪派的支持功不可没。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王建朗：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与破裂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他们指出：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仍然不能免除痛苦和牺牲。第二，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人民素质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只有劝告清政府主动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