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厉行耕战”是法家的主张?

如题所述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在当时法家是新兴地,阶级的思想家和谋士,其变奴隶制为封建制的理论,为建立与加强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法家的主要著作有《商君书》、《管子》、《慎子》、《申子》、《韩非子》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法家学说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其共同的特点表现为: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法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和地域环境的差异,还具有各自的个性。按地域考察,法家可以分为三晋法家和齐地法家,商鞅、韩非是前者的代表,他们是法家的主流成管子》则是后者的代表,在主张推行法治的同时,也主张容纳礼义教化,强调礼法并用,相辅相成,注重耕战同时不废工商,驱使民众同时注意争取民心。这些都是与三晋法家有所区别的。按时间及学派考察,法家可区分为前期法家与后期法家;在前期法家中又可区分为“法”、“术”、“势”三大流派。

法家军事思想是法家哲学、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内的反映,是法家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提出的系统军事理性认识,而战争观则是其军事学说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懦、墨、道诸家截然不同的是,法家的战争观是以执著功利,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的。他们以纯功利的眼光,看待战争的作用和地位。所谓功利原则,即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以贯彻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尤其是封建君主的意志为根本宗旨,以是否有助于国家或集团利益的满足为评价的标准。在其看来,当时的战争既然是实现统一,巩固集权的基本途径,那么肯定战争,拥护兼并、积极“主战”也就成了法家战争观的必有之义和主导特征。

法家的“主战”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他们都肯定战争是社会生活中的必然现象,积极拥护和支持当时的兼并战争。对此,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规律考察,战争发生有其必然性,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第二,从人性本恶,趋利避害角度考察,指出争、乱事出有因,其结果必然导致战争。法家进而指出,在当时“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的背景之下,战争乃是消除割据、进行兼并的有效途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画策》)。具有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是振奋民心、净化社会空气的有效措施,“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于是,从功利的立场出发,法家逻辑地推导出“主战”观念,积极提倡“积务于兵”、“战胜强立”,并坚决反对儒、墨、道诸家的“非战”、“羞兵”主张,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

法家战争观的又一个重要内涵,是主张耕战,追求富国强兵。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环境中,哪个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哪个国家就能够在兼并战争中占有主动地位,不断壮大发展,换言之,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做“多力者王”。所以,无论是《商君书》、《韩非子》,还是《管子》,都积极主张发展经济,加强军力,奖励耕战。“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韩非子·心度》)。于是他们着重阐述了耕战的意义、方法、措施以及目的,强调指出:“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商君书·慎法》)。相反,如果不努力从事耕战,则必危及国家利益,丧失兼并事业的主动权:“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人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总之,法家坚定不移地将耕战看作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因此,法家的著作也被称为“耕战书”,而耕战理论,也合符逻辑地成为法家战争观念的重要基石。它在当时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对后世也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法家也注重揭示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前提:“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木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然而,法家所谓的“政胜”,其实质内容与儒、道、墨的“政胜”截然不同,它不是指“仁义”“兼爱”,争取民心之类,而主要是指厉行农战,是统一民众意志,以确保统治者能任意驱使民众为自己效力。

法家在战争观念上执著功利原则,充分反映了新兴势力的思想代表在军事领域中的积极进取风貌。但是,法家学说先天性的不足,如否定教化,独任刑法,刻薄寡恩,血腥残暴等等,也必然导致其战争观存在很大的局限,即过于热衷战争,将战争抬高到不适宜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完全否定仁义道德的价值,这显然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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