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时期的诗歌总体格调上呈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状态。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要求诗歌这种意识形态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十七年诗歌一开始是借助于民族古典诗歌和民歌以动员民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具有民族主义特征。这一时期诗歌的抒情风格与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表达建国后的光明未来,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不允许抒发个人感情。
诗歌的乐观开朗的风格体现作家对历史进步性的自信,诗歌格调带有了政治性,坚持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不允许存在含糊、朦胧。十七年诗歌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本质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
政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但十七年诗歌缺乏丰富多彩的诗歌流,个性化严重衰退。极端推崇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诗歌体式畸形化。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诗美内涵贫乏单一。
诗歌的艺术
苏金伞先生例子。文学史对他的冷淡不仅未能影响他晚年的创造力,相反,文学史轻率的裁决倒是证明了他写作方向的正确性:对灵魂的忠实而非对时代风气的忠实。
在历史的一个个所谓“转折期”,他没有留下其他著名诗人那样的“代表作”,然而,却是为数不多几个承受住了时间检验的诗人。他的写作被明是有效的,而不是像诸多的诗人一样,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他们的诗也随即被历史的书页翻掉了,消声匿迹了。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绝不等同于一种替旧换新的诗歌的美学,而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艺术标准。是一个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
这势必就会引出下一个问题: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哪里呢?假如说它并不是无可挑剔的,那么,它本身的问题又在哪里?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在诗歌中行使着它二元对立思维的权利。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了一个因果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