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时,中苏关系恶化,这使得核武器研制工作险些陷入停顿。
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二机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二机部于1958年8月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边干边学、建成学会”的工作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核工业建设往自力更生的轨道上倾斜。
不出毛泽东所料,苏方答应于1958年11月运交中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一直没有到达,在满洲里车站的中方接运人员等到的只是西伯利亚的寒流。苏方中途变卦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来信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此时,正值我国3年经济困难时期,几亿人连饭都吃不饱,苏联又卡我们的脖子,耗资巨大的尖端武器研制还搞不搞?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在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花钱太多,主张应集中力量发展飞机和其他常规武器。性格豪爽的陈毅元帅对原子弹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分量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一听说有人想打退堂鼓就火冒三丈,气愤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陈老总的这句名言,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角角落落,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
1963年8月,二机部部长刘杰提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以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1959年6月即“596”为代号,寓为“争气弹”。
在党中央的关心下,我国的核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63年3月,由邓稼先、周光召等签署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宣告完成;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
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1比1模型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8月19日,3个核试验装置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装配完毕,随后用专列陆续运到试验现场;
8月23日至9月1日,试验现场成功地进行了单元演习和综合演习。
至此,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就等着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了。
1964年9月,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的最高决策层都紧张、忙碌起来。9月15日,华盛顿。一贯敌视中国的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确保摧毁、限制损害、灵活反应核战略的制定人麦克纳马拉等人举行午餐会,商讨美、苏联合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会后,经约翰逊总统批准,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联合行动一事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谈。
腊斯克等举行午餐会的第二天―――
9月1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中央专委会,研究首次核试验问题。17日上午会议继续举行,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会后,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刘少奇作了汇报。
美国要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毛泽东早有耳闻。他沉思片刻后,神情严肃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核大国企图绞杀它的图谋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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