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与社区服务之间的关系

如题所述

公民社会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社会,公民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个人。每一位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公民社会是保障每一位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社会,而不是牺牲和侵犯每一位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社会。公民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拥有一整套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来严格限制公共权力以及掌握公共权力的大小官员,对于公民的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非法侵犯,从而强迫公共权力必须为每一位公民提供全面充分的公共服务和人权保障。公民社会就是我授权给你之后,你才可以代表我的社会.
然而为了补缺政府和公权力之不足,再加上政府行政效率之有限,取而代之的就是新治理思维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所带来的不再是对立的思考,而是鼓舞政府和民间建立的合夥关系,同时企图唤醒基层公民的参与意识。而「社区服务」正是一种公民较愿意参与的具体表现,特别是著重在居家生活品质及整体安全提升的议题上,通常能够获得公民的回响。
「著重环境之变迁并回应民众需求」、「加强公私部门协商合作」与「地方
政府间的协商合作」是公民社会与社区服务间关心的重点,为了提升社区居住水平,确保公民在社区权益不致受损,透过一套有别於过去「由上而下(top to down)」的治理概念,让行政机关得以更具体回应「公民」需求并让公民意见进场,因此得到了学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也加强了「安全社区」、「环保社区」、「品质社区」……等社区服务推动。
在社区服务之中,政府主要角色趋向协助人民汇集并解决共同的利益,而不仅止於控制或引导新的方向。在这个世代,政府的角色已经不再只是制定规章或法令,也不是建立一个系统让人民遵守。政府必须扮演另一个角色,要以行动结合私人、非营利团体和组织,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公务人员在积极的公民关系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调解纷争,与人民一同探讨,如何让目标成真的作为,让人民享受到一个优良社区,人类行为不仅仅只是自利,更涉及价值、信仰与对他人之关怀;而公民被视为是政府的拥有者及有能力在一起追求更大的善
(good),因此公民利益会超越个人利益来汇集,形成最大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社区服务观点也认为透过对话平台及公民参与,将有助於寻求共享价值与共同利益。综合来看,社区服务可视为公民权之延伸,而公仆将透过多重且复杂层
次的责任、伦理与课责的民主系统,带领民众到对话的台面及服务公民。
综合言之,社区服务的主张就是企图要打破过去政府管理的状态和困境,所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出发,提出一种属於新中国的新理论。特点有:
(一) 服务公民而非顾客(Serve citizens, not customers):
官僚所服务的对象是公民,不是著重个人利益的顾客,藉由互相信任、对话
与合作的公民。换言之,公部门的服务并不只於主动寻找协助的民众,更要延伸
到没有积极寻找资源的人民以及未来世代。
(二) 公共利益是目标(seek the public interest),不是副产品:
公共行政人员必须建造一个共同和和分享的公共利益和社区服务概念,其目标非被动去寻找个人的快速选择,而是分享利益和分担责任。
(三) 重视公民意识甚於企业家精神(value citizenship over entrepreneurship):
官僚所重视的是专业精神与职业伦理,不是社区服务所提的企业家精神,后者常常以「效率」为要求,但公共利益却可能被枉顾之,因此,行政人员要注意的是公民意识与公民资格,同时也该鼓励公民参与政策及行政过程,以塑造真正的公共利益。
(四) 策略性思考、民主性行动(think strategically, act democratically):
符合民众的政策和计画透过集体的努力和共同合作程序,才能有效且有责任
地达成。官僚进行服务的过程也必须采用策略性思考,将更多公民纳入合作与对
话范围,形成策略夥伴关系。
(五) 承认课责并不简单(recognize that accountability is not simple):
进行服务的官僚,其所要担负的责任类型很多,不同於过去理论所强调的单
一且过於简化的责任,社区服务论认为「课责」混合多种复杂因素,公务员的
责任包含价值的重复和规范的重叠,於理於法均不可能独自作决定,而须经过公
民对话、游说、公民授权及让公民了解问题之所在。因此,透过该机制,不仅可
建立公民权,更可让公务员的权责更明显。
(六) 服务甚於领航(serve rather than steer):
政府的角色倾向协助社区公民汇集并解决共享的利益,结合私人、非营利团体,
以寻求面对社后问题,而不在於控制或引导新方向。
(七) 重视人而非生产力(value people, not just productive):
官僚进行服务时,心中所重视的价值是人,而不是生产力,必须高度尊重人民,并透过权力分享机制,藉由合作与共同领导方式,来创造人民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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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2-06
  1992年,深圳宝安桃源居社区在深圳航空东区五座荒山野岭间开始了规划建设。由于地处偏僻且紧邻深圳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政府公共服务难以到位,先期入住的小区一度陷入缺水、缺电、垃圾污染严重以及社区治安混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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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17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获得联合国“国际适宜人类居住社区建设范例奖”等各种奖项,还在本月刚刚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和谐社区”。据介绍,社区成立8年来,这里无一例业主刑事案件、无一例邻里纠纷告上法庭,无“黄赌毒”及未成年人犯罪与吸毒情况。

  桃源居社区的变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8日,桃源居社区自治模式的座谈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吸引了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到会。座谈会上,中央党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区调研课题组还对外发布了课题报告。

  报告称,桃源居的转变归功于其逆境中自救自治探索出的一种服务型社区自治新模式,即在早期政府公共服务缺位的情况下,通过依托各种社会组织并激发社区民众的普遍参与热情,最终实现了基层民主协商和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

  伴随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企业的社会性职能均向社区转移,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趋集中在城市社区,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

  “在深圳市桃源居社区的建设实践中,各种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核心,立足公共服务的需要来定位和调整自身角色,不断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和水平。同时,各种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居民为纽带,相互之间建立起分工、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关系。”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说。

  中央党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区调研课题组成员向春玲教授指出,桃源居社区服务和管理走的是一条由下而上的路子,其核心内容是居民自治、企业补位、政府到位。

  据了解,面对社区入住之初生活不便、治安不稳、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等困难,桃源居社区自发组建了众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服务组织开展自救自治,包括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清华学校、幼儿园、老年大学、志愿者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等,涉及居家养老、便民利民、邻里互助等多个方面。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创始人李爱君告诉记者,社区拥有各类义工组织13个,义工人数达4000人。通过开展各种公益和福利活动,为社区提供多元化服务。

  为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业主共建家园活动中,桃源居还首创社区义工“银社一卡通”,居民的每一份贡献和爱心都会以积分形式记录在卡上,然后通过这张卡以物质资助、奖励等形式兑现权益。到2008年,桃源居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比例为67%,人均参与1.64个社区组织活动。

  向春玲说,在桃源居群众和社区组织自我服务的基础上,随着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相关公共服务到位的要求日益紧迫,从2004年开始,政府的管理和相关公共服务机构逐步进入社区,2005年8月,桃源居社区党委成立,随后区政府在社区设立工作站。“融合政府、居民和开发商各自作为的桃源居社区服务型自治模式由此产生。”

  “桃源居的社区服务不是政府包办,而是形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到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表示,这一社区服务模式的创新不仅减轻了政府负担,也使政府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职能必须加快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推动公共服务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据悉,目前,深圳桃源居开发项目即将结束,为实现社区服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集团已于去年7月捐资1亿元创立了中国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主要用于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和社区服务。李爱君透露,下一步计划将“桃源居社区模式”复制到重庆、天津等有条件的地区。

  “桃源居模式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示范样本,”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金华说,无论是农村的村民自治探索,还是桃源居服务型自治的创新,都是基层民主进步的表现。下一步应结合立法采取更多措施,将基层民主的探索和创新向全国推广。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径源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由过去吃饭穿衣为主的民生需求,向以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管理水平为主的服务需求转变,公共服务面临管理创新的问题。

  “桃源居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启示我们,自治和民主是公民社会最主要的标志,今后公共服务将不再由政府一家包办,而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通过探索和创新更多发挥社会团体和基层民众的作用,从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孔径源说。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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