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12-22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还有可能是手表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
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师司令部“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是尔等坟墓，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双方在卢沟桥激战，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为国捐躯。7月，平津沦陷 。
[编辑本段]具体简述
曾经受到日军重创的宛平城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军在距北平(今北京)十余公里的卢沟桥（西方称作马可波罗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挑衅。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枪开炮。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排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一位战士用大刀接连砍死砍伤日军13人，自己也壮烈殉国。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战士，战到最后只剩下4人。9日凌晨，二十九军收复了永定河东岸的失地。
发生时间：民国25年。
所谓“失踪”士兵：至村菊次郎。（不久被调回国了）
所谓“失踪”原因：拉肚子了。
所谓“失踪”的时间：20分钟后归队。
事变元凶：东条英机罪魁——东条英机。
进攻者：清水节郎、伊木清直等。
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军歌“大刀进行曲”，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首位抗日殉国的高级将领）。
[编辑本段]背景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卢沟桥在地理上就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华北危亡在即。于是，日军对驻军地肆意挑衅和进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的英勇抵抗，开启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幕。
[编辑本段]军队配置
民族英雄——佟麟阁将军中国
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
第37师 师长——冯治安，驻守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第38师 师长——张自忠，驻守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第132师 师长——赵登禹，驻守河北省大名、河间
第143师 师长——刘汝明，驻守张家口、张北，怀来
第9骑兵师 师长——郑大章，驻守通县，南苑
日本
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田代皖郎中将、香月清司中将(接任)
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 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步兵第一联队 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步兵第三大队 大队长——木清直少佐
步兵第八中队 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编辑本段]反应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编辑本段]后续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布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编辑本段]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开始全面侵华。
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编辑本段]评价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上，法西斯成为全人类的公敌，世界性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争霸斗争转变为法西斯力量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随着德意日法西斯日趋一日地走向结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多年努力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已土崩瓦解，国际社会的秩序已经失去了国际条约的控制，法西斯侵略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到了1936年，法西斯国家行将发动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在全球的上空。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经过充分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把6年前在中国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率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残存的一点和平幻想彻底破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反应。
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思想，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危机唤醒了沉睡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无情的战争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偏乡僻壤的全中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
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如火如荼。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对手是空前觉醒的中华民族，所以这就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华民族则一天天开始复兴。卢沟桥畔的枪声引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圣火，将中国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以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辉煌战绩，一扫中国近百年尽遭侮辱、积弱不振的形象，第一次赢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8年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
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值得特别珍视和发扬。今天距离七七事变的爆发已经70年了，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至今不散，日本极右势力极力通过各种方式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中国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尊重和正视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个以宽容、和善、仁义作为道德标准的民族，开始在一种痛苦中学会以血还血、捍卫生命和民族的尊严。70年过去了，我们之所以还在纪念“七七事变”，并不是仅仅纪念那个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日子，而是纪念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个年头，我们所要怀念的英烈也不仅仅是“七七事变”中抗敌的勇士，而是整整八年抗日战争中死难的所有勇士和平民。因此，每一次的“七七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用最隆重的心态去怀念和反思。
“七七事变”纪念日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寄托了中国人在近代和现代国际政治上太多的尊严和荣誉。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重要过程，那么“七七事变”就是我们为纪念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所选择的注脚。从这个注脚开始，整个中国已经被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大潮所席卷。抗战胜利到现在已经近62年了，当年的抗战老战士，今天大部分都不健在了。当年抗日英雄的故事，今天我们只能通过银幕、书本或纪念馆里去找当初抗日将士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抗联、在太行山上、保卫华北、保卫黄河、地雷战、地道战等等激发民族勇气的英雄形象，在我们的新一代身上似乎变成了电脑游戏，这恐怕是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殉难的三千多万血肉之躯万万没有想到的。
70年之后，当我们试图重新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现实国际政治语境的复杂性。一个纯粹的怀念，也背负上了现实国际政治的负担。这种全民族式的纪念给日本舆论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承认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国与国关系之时，在中日关系逐渐改善的语境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日？
在一种良性的国际政治语境中纪念“七七事变”，人们常常担心历史会影响现实政治。实际上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公众怀念没有边界，当我们面对“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面对抗日之战，我们也是在面对正义与邪恶直接交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公众怀念的氛围里，所有的现实政治也都在反省和反思。而我们承认与感念今天难得的中日关系，并不妨碍我们回到历史的眼泪里。我们对“七七事变”的纪念，也不会妨碍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失去了7月7日的怀念，失去了9月18日的愤怒，中日关系才是不完整的。
公众怀念更为我们寻找一个现代国家意识的开端。“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在分崩离析的思想中艰难跋涉。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社会心理都在从专制向民主，从帝制向共和转型。形式上的内战和思想上的内耗，其实远远没有解决中国人民族性的弱点和心理观的封闭。“七七事变”的发生，用最简单也最残酷的丛林法则告诉中国人，这个世界总有许多残暴和血腥，不反抗就会灭亡。
因此，超越现实政治语境的公众怀念，更是一种最基本的公民历史观和发展观教育。这些都是现实政治所无法给予的。我们不必因为期待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而刻意回避历史上的那些灾难。更不用因为某位日本领导人善意的历史态度，就对历史灾难采取低调的纪念方式。7月7日是中国人自己的国殇日，这一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太多的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7月7日的中国历史，也是不完整的。
在纪念七.七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民族的伟大英雄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不能忘记毛泽东千千万万为了民族独立、解放一块战斗与牺牲的战友们；不能忘记抗战期间，坚持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国民党军队将士们；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屠杀3500万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因此，在此建议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天，或者是新上任的第一天，应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凭吊从一千八百四十年起，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并且要形成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在百舸争流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改革开放的27年，中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有了长足的经济发展，并将继续带领中华民族劈波斩浪，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共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方面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