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中国的难点如下：
人治和法治。尽管从价值观念上讲，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认同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法治，但在目前改革开放这样的社会变革时代，人治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它与衷心期盼的法治价值目标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理论认为，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是个人，法律的设立在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反映在民法领域，便是以权利为中心，构筑权利保障体系。“社会本位”理论认为，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是社会、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有处于社会集体之中才有其自身价值。因此，法律应该促使个人在行使权利之际，承担增进社会福利、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持公共秩序的义务。这种观念尊崇国家，高扬权力。
立法超前与观念滞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魏源等开始注意中西政制之别，赞扬民主制度又“公”又“周”，六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批评专制制度不如立宪制度通达民情，七十年代个别改良派如郑观应等发出开议院的议论；八十年代部分洋务派如张树声等提出立宪问题。个别改良派（如何启）开始宣传“公平”思想；九十年代出现了戊戌变法；二十世纪初先是清末法制改革，尔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民主思想的激荡。
法制中国其实质是建立一套培育、适应、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并实现“法治国”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