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竞争理论，产业内贸易关于指导中国对外贸易理论的争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上升，日益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投资、需求一起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三支重要力量。然而，探索出指导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思想显得十分紧迫。在这一过程中，围绕比较优势理论能否指导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践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应该以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第二，指出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科学合理的成份，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合理内核”，但并不主张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第三，有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长期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如果也照搬照抄，中国必将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因此不应该借鉴比较优势理论。从理论的探索到形成共识是需要时间作为代价的，当人们对此莫衷一是，还没有形成新的共识之前，比较优势理论被经济学界所默认。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迅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人们更有理由相信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成功。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人们对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深信不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明显削弱，外贸出口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趋缓，外贸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幅缩减，出口贸易的后劲严重不足等问题凸现。严峻的形势又迫使经济学界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比较利益陷阱”论和“国际竞争优势”论。“比较利益陷阱”理论的主要内容该理论认为，比较利益理论是不能指导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的。因为比较利益结构的本质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按照这种格局来进行分工的结果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虽然从理论上分析，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按照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但“比较成本”是相对于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的，它并不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就有竞争能力。所以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对外贸易虽然能获得利益，但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而且在现阶段，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产业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来发展国内经济，不仅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还可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即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它进一步强化了该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该理论的实质是要告诉人们不要静止地看待比较利益理论，它并没有完全否定比较利益的思想，而是要求人们应当动态地看待比较利益理论，并不能以此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这里所指的“国际竞争优势”是指一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要从全局的高度入手，根据一国范围内可以调度的资源，并以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本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目的的竞争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单独的企业行为，而是各个领域共同的力量才能实现。“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代表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更关键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优势产业的建立有赖于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源泉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进一步说，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机制、企业的后天努力和进取精神。根据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创造“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要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二是有效地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争相采用高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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