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篇小说方面和莫泊桑、马克·吐温齐名的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1904年辞世，享年44岁。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契科夫为后世留下了大量风格独特、结构严密、语言简练、具有强势批判的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所习见的凡人小事为素材，以高超的艺术手法，从独特的角度，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作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对小市民的庸俗、贪欲、投机钻营进行辛辣的讽刺，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
生前光环鲜亮，能否保证身后继续广为推崇，这一方面取决于其作品是否有可持续影响力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在于其文字的创作技巧。在我个人看来契科夫之所以成就非凡不仅仅是其作品立意促人深思、发人深省、始终弥漫着的人文情怀，更在于在其风格别具的写作手法。阅读契科夫一种轻快的体验，字里行间闪烁着幽默的光泽。既让你感到酣畅淋漓的痛快，又让你发出会心的微笑。简洁是天才的姊妹，简练的文字用好了是最有力度的，短短几百字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主人公别里科夫自我隔离的夸张形象让我们忍俊不止，《变色龙》中奥丘梅洛夫的无耻面孔让我们过目不忘，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阿Q一样，契柯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契科夫的写作立足于民间，讴歌真善美，鞭挞丑恶贪，这是其作品能经受时代考验的灵魂所在。为什么在中国，解放后的一些文学作品昌盛一时，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被逐渐冷漠，乃至现在的灰飞烟灭无人问津，这是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站在老百姓的视角去书写、眺望这浑浊不清的社会，还是高高在上为某个利益阶级鼓与呼？前者其人其文万古长青，后者只能得一时荣耀而渐渐余晖暗淡沦为厕纸。
好的文字，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代表着一种生活和思想，这种生活和思想活生生的，就好象它就在我们生活过的土地上依然生活着，在这一点上，契科夫就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面高悬的镜子。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 (1883)、 《小公务员之死》 (1883)、《苦恼》 (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 （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 （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 《农民》 （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 （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 、 《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生活经历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 、《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年)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年)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 《胜利者的胜利》 ，均1883年），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年），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年），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年）。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凡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 (1889年)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年)、《纪念日》(1891～1892年)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年)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年)和《在流放中》(1892年)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年)。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契诃夫-创作巅峰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
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
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
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年）；
契诃夫
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年)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 (1894年)和《三年》(1895年)等作品；而《出诊》 (1898年)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 (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
《带狗的女人》 (1899年)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年)和《我的一生》(1896年)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 (1898年)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
在《醋栗》 (1898年)和《姚内奇》 (1898年)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参考资料：http://mil.eastday.com/eastday/node7209/node7248/node7363/userobject1ai8672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