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论》，或译为《利论》、《实利论》、《治国安邦术》等等，是古代印度的一部极重要的历史文献。有人甚至宣称它是古代印度“有关政治学的最全面的论著”，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分15卷，共180章，内容宏丰，涉及面相当广泛。它对于重建古代印度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甚至科技文化史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故此当这部著作的手稿于1909年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各国印度学家的关注和重视。我们知道，历史是按时间顺序向前发展的，历史的演进是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然而，古代印度的历史文献不是没有年代记载，就是年代混乱。这是印度学家们研究印度历史时首先遇到的难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十分醒目地摆在印度学家们的面前了。《政事论》究竟成书于什么年代?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将直接影响对整个古代印度史的历史评价。
20世纪初，《政事论》刚刊行不久时，一些学者认为该书成于公元前4世纪，即孔雀王朝时代，作者是考底里耶或毗湿奴笈多或阁那伽。该书的英译者印度人夏尔马?萨斯特里，英国人文?史密斯、弗里特，德国人雅可比，挪威人鄂图?斯坦因等等都持这种观点。因为这部著作每章之末，作者都自称为考底里耶，且在第15卷的第一章，作者宣称推翻难陀王朝是他的功劳，而在书末的题跋里，作者又自称为毗湿奴笈多，由于印度的古籍，如《毗湿奴往事书》中曾提到考底里耶帮助旃陀罗笈多?莫里亚(月护王)推翻了难陀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并将月护王扶上了王位。又如《十公子传》中提到毗湿奴笈多曾为孔雀王朝的君主而将《政事论》删节为6000颂等等。鉴于此，他们认为《政事论》为孔雀王朝的首相考底里耶或毗湿奴笈多的作品，其中所谈的情况自然属孔雀王朝的事。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一些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考底里耶一名出自伪托，该书成于公元1~3世纪之间。持这一观点的人有：斑达卡尔，主张成书子公元初期；赖乔杜里、乔利、凯斯、温特尼兹，主张成书于公元3世纪左右甚至更晚；前苏联学者谢尔巴茨基、奥西波夫等也主张成书于公元后1~3世纪之间。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考底里耶书中的记载与确凿可靠的孔雀王朝的史料十分矛盾。如：阿育王铭文中全然没有使用过《政事论》中所载的记时方法；阿育王的岩石诏谕用的是俗语而《政事论》中的语言是梵文；阿育王铭文中提到的字母数字仅41个，而《政事论》中所使用的竞达63个；阿育王铭文上提到的官衔《政事论》上只字未提，《政事论》中的官衔也不见于阿育王铭文；《政事论》中所载的营垒是用砖建造的，而孔雀王朝的各城市，如首都华氏城却是用木料修建的；《政事论》中不仅未提及月护王，甚至连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也未提及。另外阿育王铭文中也没见到考底里耶这个名字，学者们认为，甚至连考底里耶一名也值得怀疑，因为梵文中此字意为“欺诈”、“虚伪”，印度史上空前强大的孔雀王朝的堂堂宰相竟用“骗子”、“伪托者”之类奇怪的字作名字，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认为此书是一部晚出的宣扬考底里耶一派教导的作品，很可能是考底里耶的信徒所书，而非他本人的手笔。
至此，问题似乎解决了，其实不然。当代印度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对上述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考察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政事论》原为孔雀王朝的大臣考塔里耶(非考底里耶)所著，他也以阇那伽而著称。以后直到大约公元3世纪或4世纪有不同的作者加以编订和评注。毗湿奴笈多对全文作了检查，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就是毗湿奴笈多最后的本子。关于《政事论》的语言问题，她指出，阿育王的铭文是让公众阅读的，自然要用公众的语言。在宫廷范围内，在社会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入，即使在孔雀王朝亦不妨碍用梵文。关于营垒的建造，塔帕尔谈到，据希腊驻孔雀王朝的使臣麦伽斯蒂里的记载，当时靠近江河或海的城市是用木材建造的，而在这以外的城市则是用砖建造的，考塔里耶在《政事论》中详细制订了预防火害的措施，这说明他不是不知道木结构建筑的盛行。关于《政事论》中提到的官衔未见于阿育王铭文的问题，塔帕尔认为这不足为证，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孔雀王朝不使用这些官衔，相反，《政事论》中的许多专门术语(包括官衔)与阿育王铭文上的很相似。塔帕尔还指出，《政事论》中对待演员和各种演奏者的看法与阿育王的一些铭文中倾向很一致。这些人受到很大的猜疑，并在社会上被看成是无种姓的，而在公元3～4世纪，戏剧却是受到尊重的，与之有关的人在社上也很受欢迎。如此等等，塔帕尔用许多证据说明《政事论》原来的文本是公元前四世纪，即孔雀王朝时代写成的。但她同时指出，现存的《政事论》比原作的范围要大得多，文体也有变化，作者的心理态度前后也不一致。例如，在讨论国家消除瘟疫的方法时，对于每一个灾害，首先的建议是合理的，实际的，之后作者又求助于某些巫术仪式，这显然是后来的人补充编订的结果。
由此来看，关于《政事论》的年代问题，争论尚未结束，结论尚未统一，但弄清这个问题为时不会太久。欲探踪索隐者，还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