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的领导人黄炎培,曾于抗战胜利前夕,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当时他有感于“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于是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在临行前,他向中共领袖毛泽东表明了自已忧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居安思危,在将来带领全国人民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在后来发表的《延安归来》一文记录了他自已提出这个问题后,毛泽东当时给他的回答,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时人称为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延安对”。
转眼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延安,投向了这个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延安对”的地方,他们二人的对话分明犹在耳边,目前我国社会的现实也让人不得不再次对这个千古不变的命题深入思考。
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兴衰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的条件就是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及其长期实行独裁统治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种种封建余毒盛行的社会基础;如今封建专制的制度早已推翻,但是种种封建特权的变种就象变异了的萨斯病毒一样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肌体,种种封建余毒也更是死而不僵,时时沉渣泛起,阻碍我们的社会健康谐调地发展;我们还没有能够有效地摆脱这个“历史兴衰周期率”的魔掌,我国目前种种腐败丑恶横生的社会现实是明证。
黄炎培到延安和毛主席谈过一次话,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共产党怎么能找出一条新路避免?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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