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地方双轨监察体制的起源
古代地方监察制度源于先秦时期，随着国家的产生以及官吏的任免，监察活动成为国家机器的必备内容之一，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不断演化。
秦始皇一扫六合，全面推行郡县制，同时也开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察机构：中央有御史大夫，地方有监郡御史。
到了隋唐时期，监察制度更加完善，主要是由中央派大臣到地方去巡视，在地方没有设立常驻监察机构。宋朝时，统治者将监察权收归中央，由于无法承受繁重的地方监察任务，只得将全国划分为几个部分，设立监司和监州通判，两者常驻地方，垂直接受中央的指令。
元朝时期，统治者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二个监察区域，每个地方设置一名提刑按察使常驻地方，他们的权力开始扩大，不但负责司法、监察，同时还负责一些行政职能。
汉武帝时设立了刺史制度，还制定了目前可见最早的《六条问事》。
《中国历代奏议大典》记载：“谴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令岁终得乘传奏事。”
与常驻地方监察机构相比，中央临时派出的监察机构更令人瞩目。因为常驻地方监察机构的官员由于常驻地方，难免会与地方的人事沾上各种关系，在监察实践中有徇私的情况发生。
就会导致监察效果不尽人意，严重还可能使监察活动流于形式。也正是因为这样，皇帝或者中央监察机构才会经常派官员巡视地方，作为常驻地方监察机构的必要补充。
秦朝时已经开始构建常设机构与中央派出机构，相结合的地方双轨监察体制，汉朝继承了这一体制，元朝则强化了该体制，到了明朝，该体制被推向了高峰。
二、明代地方双轨监察体制的兴盛
朱明政权建立和稳定之后，朱元璋废弃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成了若干个行政区，并且在每个行政区里设置承宣布政使司（俗称省）、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对民政、军政和司法事务进行监察，相互制衡。明代稳定的保持了十三个布政司的政区划分。
在三司之中，按察司显得尤为特殊，提刑按察司与其他二司平行，其长官按察使为正三品，官阶略低于其他二司长官，然而其权势却超过前代。
按察司作为地方常设机构，直接受命于朝廷，维护一省司法，执行监察的职责。它作为朝廷的耳目机关，又承担着监控民官的责任，按察使的奏章可以直接上传给皇帝。
洪武元年，朱元璋拣选官员参与大名律法的制定，浙江、湖广、江西三省按察使“充议律官，上大明令”。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按察司在司法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朱元璋对这些“耳目”寄予厚望。
《明史》记载：“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谬，谨守法度，思称其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丞相，沿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寿终正寝，原来的监察机构也随之进行调整。朱元璋钦定都察院十二道监察御史职责，主要处理刑部事务。另外设置监察御史出巡，请旨点差。
永乐元年，朱棣正式确立了御史分巡制度。洪熙时，仁宗规定巡按每年八月出巡。至此，明代双轨监察体制正式形成。
巡按御史可以说是明代政治制度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历代的御史都被看做是皇帝的耳目，是监控百官的有力工具，明代专制统治空前强化，都察院地位的上升其实就是皇权加强的结果。
明代制度的设计者也并没有偏重巡按御史，而是保持一种让常设机构和临时机构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双轨监察体制让御史和按察司管理相互配合而又相互监督，有效的弥补了监察体系内部漏洞。
三、明代地方双轨监察体制的失衡
理想的政治制度在非理想的政治生态中往往会走形、变样，这是历史的常态。明代双轨监察体制也是如此，这种变化表现在巡按御史权势日益膨胀，凌驾于三司之上，使得双轨监察严重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朱元璋久历人世艰辛，深知元代政治腐败、管理作奸犯科的恶果，他曾表示对元末台宪痛恨至极。
《明会典》中记载：“没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譬犹蛇蝎，自相毒鳌，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
从天顺年间开始，巡按御史获得了对官员的考察权和举荐权，一直持续到大明灭亡。借助这一权利，巡按御史在官员的考核升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为都察院和吏部判断官员孰优孰劣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两项权利的获得，不仅使巡按御史掌握了布、按二司的官路仕途，而且按察司也不能取得和巡按御史平等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