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评价标准
现实的公共政策由于涉及面广，参与人数众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变量因素很多，因此难以设定一个统一的，能被绝大多数学者共同认可的标准。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有自己的见解。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认为对公共政策设计目标会产生较大影响的四种主要制约因素：技术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经济和财政可行性以及行政可操作性。大部分的评价标准都可归入这四种综合类型，而且分析人员应当在每一种类型中为每一个政策问题确定相关标准（卡尔·帕顿，大卫·沙维奇，2001）。威廉·N.邓恩将
评估标准分为六类，即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陈振明认为政策评估有五个标准，即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
政策回应度标准（陈振明，2003）。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中认为，评价标准大致有八个方面，即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
执行力和社会发展总指标。
张国庆提出了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他认为，对于一项政策的整体评估是建立在若干单元评估基础上的（张国庆，1997）。毛寿龙、李文钊提出，评价政府治理工具的标准主要有：有效性、效率、公平、适应性、可管理性和政治合法性。
刘斌，王春福等人认为政策作用结果综合分析包括政策效果、政策效益、政策效应的评价（刘斌，王春福，2000）。对某项政策的评估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标准，采用什么样的评估方法，这是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显然，现今还缺乏一种既能评价达到一个特定目标的过程，同时又能评价目标本身是否恰当的政策评估的形式（弗兰克·费希尔，2003）。
2）公共政策评价模型
一般情况下，评价与估计、估价和评估等词是
同义词，即使用某种
价值观念来分析政策运行结果。评价的中心内容是对某项政策的价值做出判定，主要目的是确定一项政策的价值或社会功效。评价
诉求不仅取决于“价值”，还同样取决于“事实”。评价是回顾性的，时间在行动采取之后。隐含在评价报告背后的
价值取向具有双重的性质，它们既可以当做结果又可以看做手段（威廉·N.邓恩，2002）。政策评估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它所涉及的首要内容是目标的具体化，也就是政府所制定政策的预期结果，但是，既定政策所表述的目标常常是模糊不清或者是模棱两可的
（2）侧面影响模型（side effects model）。一项政策实施后将会在目标领域之内、目标领域之外出现许多预料不到或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其中，“非预期的侧面影响”可能是评估者最为关注的，如果能够评价的就给予评价（如目标领域内取得的结果）；不能评价的那些则列举出来，留给决策者（或其他用户）自行评价。
（3）自由目标评估模型（goal free evaluation model）。让评估者在没有任何目标约束的条件下开展评估，全面考察政策实施带来的各种影响，不论它们是预期的，还是非预期的。
（4）综合评估模型（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评价一项政策的成败、优劣，仅仅看它取得的最终结果，有失偏颇。而将政策的前期准备、落实、取得成果三个阶段都纳入评估范围的模型就是这里所说的综合评估模型。在评估过程中，对上述三个阶段都要进行“描述”（description）和“判断”（judgement）。需要“描述”的内容有两项：各阶段的目标和现实情况。判断首先要明确评估标准，然后将目标、现实情况与之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评估结论。
（5）“用户导向模型”（client－oriented model）。指的是“政策用户”导向，而不是“报告用户”导向。只有按照政策用户的需求进行评估，才可能将公众意见反映到评估结论中，进而影响下一步决策。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的
外部效应、政策的扭曲、同一政策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不同效果等），政策的目标用户与实际用户往往是不一致的，用户的定位点应该是实际用户而非目标用户。
（6）“相关利益人模型”（stakeholder model）。此模型是在“用户导向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评估者必须对相关利益人的需求、关注点十分敏感，把握得非常准确，否则调研工作很难进行。评估者与被调查者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相差甚远也不足为奇。因此，评估者在调研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原定计划（如修改样本、重新设计
调查问卷等），使评估报告能够充分反映相关利益人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