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1904至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8—919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至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拙作《清末发展实业初探》，《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68—879页），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的说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悉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带有封建的、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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