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著作涉及面很广，但却始终如一地集中于竞争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和昂贵的信息的作用。在若干篇开拓性的论文中，他证明了，经济单位具有关于可供选择的市场机会的完全信息这样一种常见的假设并不象它看起来的那样无害，这些论文总结在他与Stanford.J.格罗斯曼写的《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s)（《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第二期）中。一旦放弃这个假设——如果我们现实些的话就必须这样——就不可能再证明完全竞争会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甚至不可能证明完全竞争必然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对于完全竞争适用的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甚至更加适用。这些论文技巧高深，并且推广了从保险市场分析获得的结论。他们的观点虽然还没有渗入到基础的教科书里面，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包括注意交易成本、产权、不完全契约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分析的更广泛思潮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开始影响大学教学。至2011年，一年级学生在基础经济学课程中所学的许多简单真理在中级的和高级的课程中却没有讲授。
斯蒂格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这是一部财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
2012年他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 。 美国为何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
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经济衰退初期，很多人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将恶性抬头，这种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与美国自身经济刺激不足紧密相关，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不可能出现，受到货币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通胀鹰派也无法受到牵制，寄希望于国会给予帮助几乎不可能，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自豪地抬头。
贸易保护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源自对本国货物进出口数字的不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创下71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纪录，2008年逆差也高达6959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国内消费与进口，加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控制逆差、促进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3807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但其实我们看看美国和沙特的贸易，会发现两国的贸易逆差更大，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超过中国同类统计数据的两倍。若不是美国对沙特出口军火物品，沙特的贸易盈余还将远远大于这个数。” 斯蒂格利茨说。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盈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盈余数比日本与德国相加的数字要少，仅占GDP的5%，而后者占5.2%。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美国有害无益
此文指出，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战斗仍将持续。很多美国人指责对中国人民币的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尽管在2010年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汇率报告中，并未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和巨额贸易顺差显示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斯蒂格利茨称，“货币操纵”的概念，即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来影响汇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么说的话，那些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会导致货币的疲软，直到近期的希腊危机爆发，美国才从较低的美元/欧元利率中获利，如此说来，欧洲是否也该指控美国‘操纵’了汇率，以损害欧洲的利益来扩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问道。
其实，除汇率会影响贸易差额之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本国的国民储蓄。他举例说，“若美国的国民储蓄不大幅增加的话，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不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经济衰退致使人民越来越愿意存钱，但是所增加的储蓄也会很轻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财政赤字所抵消。”
调整汇率也仅仅能使美国改变它的纺织品以及服装的进口地，比如从中国这个市场转向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同时，汇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增大，因为中国贫穷的农民将面对来自受到美国高补贴农场更大的竞争。这就是世界经济中最为真实的贸易扭曲现象：由于美国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进行帮助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农民们受到伤害。
斯蒂格利茨说：“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的人民币为整个亚洲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2010年文章发布时，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他认为，汇率的变化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此时脱离对出口带动型增长的高度依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汇率问题开展贸易战对抗是不明智的。无人能在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贸易战中获胜，“因此，美国很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环境中点燃贸易战，美国对此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政客能够以此作为国内高失业率的转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机因美国而起，所以美国必须向内看齐，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经济，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到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如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营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发达国家对其产业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因为这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正常的竞争 。
